1959年藏区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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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藏区骚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藏历史西藏独立运动的一部分

图为向解放军投降的藏族武装人员
日期1959年3月10 - 23日
地点
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胜利

参战方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中央人民政府

西藏地方噶厦

指挥官与领导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 西藏 十四世达赖喇嘛
伤亡与损失
约2,000死亡[来源请求] 约85,000 - 87,000死亡[来源请求]
西藏历史
布达拉宫
藏区 · “西藏”名称
历史年表吐蕃

1959年藏区骚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之为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称之为1959年西藏起义中华民国政府称之为1959年西藏抗暴运动民国48年西藏反共抗暴,是195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藏族军民在藏区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以拉萨最为激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镇压后,将土地改革扩展到原噶厦控制区。原西藏政府首脑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高官流亡到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张西藏独立大藏区自治[1]

背景[编辑]

解放军进入西藏[编辑]

1949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青海、西康、四川等地区,与此同时,西藏政府为了防范共产党的进攻。在1949年下半年发起第二次驱汉事件,将在西藏的汉族人驱逐出西藏。1950年解放军开始准备向西藏进攻,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进攻,爆发昌都战役,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敌,其中四千余人遭解放军击毙。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进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2]

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提前正式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3] 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之后,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

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4][5],协议一共十七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国民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1951年5月27日,达赖喇嘛从北京的广播中得知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消息。7月,张经武将军抵达错模会见达赖喇嘛,打算让达赖喇嘛与解放军军队一同进入拉萨。但达赖喇嘛坚持自己先回拉萨,8月,流亡在外大半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

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名义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喇嘛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解放军进驻拉萨

1951年10月26日及27日,三千余解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

噶厦控制区[编辑]

从政治背景,语言等方面划分,藏区可以分为三部分: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直接控制的卫藏(今西藏自治区中、西部),以及由中央人民政府控制的康区(今四川省西部,云南省北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和安多(今青海省南部,甘肃省南部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北部)。其中康区东部及安多在中华民国时不受噶厦政府管辖。安多地区被分别划入甘肃省,四川省和青海省。康区西部被噶厦政府控制,而东部康区地方武装控制的地区1939年被中华民国划为西康省。康区地方武装因领土纠纷和噶厦政府的军队曾发生多次武装冲突,然而当地民众大多数信奉藏传佛教并承认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西藏和平解放后,西康省被取消,并入四川省与云南省,而西部则仍为噶厦政府管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例如十七条协议等,“西藏”一词只针对“政治西藏”,即由噶厦政府控制的卫藏地区,而不包括由四川省、青海省管理的安多、西康藏区。1959年藏区骚乱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则主要发生在中央人民政府控制的西康地区,而1959年后与解放军作战的也主要是来自西康的武装分子。

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没有强迫噶厦政府在其控制的卫藏和康区西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1956年底,因达赖喇嘛参加佛诞后滞留印度,总理周恩来又承诺[6]六年之内不进行改革,而六年之后由达赖喇嘛度情决定是否改革。然而,这些政策只适用于达赖喇嘛管辖的卫藏,并不适用于不受达赖管辖的西康安多两个藏人聚居区。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噶厦政府需要负责为驻藏解放军部队提供供给。然而,当时拉萨市规模较小,只有两三万名市民,而且当时藏区运输设施比较落后,供应三千名驻拉萨市的解放军的供给非常困难。

解放军官兵和地方干部由于受到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往往认为藏族非常宗教化的传统,如藏族服饰、占卜等习俗,是“落后”的表现,地方干部改革心切。然而藏族群众则对这些传统非常自豪,由此引发了一些宗教、民族矛盾。因为西藏地区的特殊性,为了防止基层干部走极端而触发矛盾冲突,中央对噶厦政府管辖地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一再要求地方干部不搞土改与民主改革,并将西藏问题决定权收归中央[7]

由于政策失误,冲突扩大化与饥荒,加剧了西康与安多地区民族矛盾,引发了更严重的骚乱。部分西康地方武装和饥民进入噶厦政府控制地区,使卫藏局势也十分紧张。至1959年,驻拉萨的解放军根据中央指示已经开始进行备战,而西康游击队则占领了山南地区。随着西康难民涌入拉萨,紧张的拉萨局势也更为恶化了。[来源请求]

四川与青海藏区[编辑]

在1955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四川青海等不受达赖管辖的藏区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跃进”运动,并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8][需要更好来源]。由于当地藏人对这些政策的不满,安多和康区先后爆发武装冲突。达瓦诺布法语Dawa Norbu教授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政策与西藏以藏传佛教为基础的价值系统与团体冲突。[9]:81

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时,为了推行“合作化”的指示,采取了不当的牲畜入社政策,牧民反抗强烈,生产积极性低迷。例如1959年5月30日青海省委《关于牧业区牲畜入社问题的指示》指出

公社化初期,我们对牧业区的经济特点和处理牲畜入社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不适当地采取了不分阶层、不论牲畜多少,一律无代价入社的办法,入社后又忽视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加之牧业区大多数地区只经过几个月初级合作化过程,个别地区刚办起高级合作社就转为人民公社,以致许多群众误认为“牲畜都成了公家的”,他们是给公家“当牧工”,因而不爱护牲畜,丢了不找,病了不治,死了不剥皮。

1960年以前人民公社存在比较严重的一平二调现象[10],公社管理干部抽调大量牧民进行当地不适宜进行的农业种植工作,造成牲畜大量死亡[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处理安多、康区武装冲突的过程中,又扩大抓捕,例如青海省给中央的报告显示仅1958年一年就抓捕了全省藏族人的10%[12]。扩大抓捕造成了青壮劳动力的下降。这些被捕者直到1981年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绝大多数被确认为冤案,才获释放。与全国其他省份相似,大跃进时期四川、青海、甘肃的藏区也出现了虚报产量风,引发过度征缴。这些因素在安多和康区引发了比较广泛的饥荒[8][需要更好来源]

拉萨事件[编辑]

1959年2月7日(藏历年廿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与丹增嘉措观赏贺年金刚舞时闲聊,闲聊间丹增嘉措决定在2月21日大法会的考试后择日去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是邓少东邀请还是丹增嘉措主动提出,史料矛盾极争议[13]),又因灯光与布景技术困难,丹增嘉措同意不按惯例在罗布林卡宫殿观赏,而是3月10日移驾军区礼堂观赏。[13]

达赖出行按传统礼仪有25名藏军警卫团全程随行仪仗[14],而西藏军区惯例不许外部军人进入,加上在藏军不知情下军区内正在修筑备战工事,[15]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拒绝藏军警卫团随行入军区。邓少东安排达赖来军区礼堂看演出,是灯光与布景技术困难的不得已之举,本意是舒缓紧张局势[15]。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李江琳认为,此举结果给自己造成难题,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出版物均避而不谈“拒绝藏军警卫团随行入军区”[16]。噶厦高层官员认为不遵从达赖出行传统礼仪是极不尊重[14],加上当月(3月)在青海和川边发生了喇嘛被政府邀去“学习班、宴会”遭诱捕的前科[17][18],令上层官员忧虑其安全。

丹增嘉措坚持出行,两名孜仲(僧官)益西隆珠巴什·阿旺丹均见无法劝服,蓄意曝光其保密行程,[19]然而消息经谣传变成“汉人准备带走达赖”甚至“达赖已被劫走”[19],各地藏民蜂涌包围罗布林卡,请求丹增嘉措取消军区之行,[20]后改为要求丹增嘉措撤换随行藏军警卫团,由包围民众另组卫队护送出行。

藏民群众控制了罗布林卡内的三位噶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离开西藏,最后演变为大规模起义。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几位亲中共派噶厦官员在军区内寻求保护,而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索朗降措则被藏民杀死。围困罗布林卡的群众推举了一百余名代表成立了人民会议,实际上取代了噶厦政府的权力,形同政变。

解放军与藏军的攻防[编辑]

3月17日,罗布林卡北门出现两三声炮响,造成极度恐慌。达赖喇嘛依然未下定决心,决定请求神谕。乃琼护法执行神谕舞蹈,并给出了当夜就走的神谕后,达赖喇嘛携带母亲、姐姐、姐夫彭措扎西、弟弟阿里仁波切、三名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经师林仁波切、副经师赤江仁波切,护法及随行藏军等600人随马队逃离拉萨,向南进入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动的山南地区。根据中国内地出版的多部书籍[21][22][23][24],引发达赖出走的两发炮弹是由一名叫曾惠山的经济警察私自发射的。例如解放军士兵吉柚权所写《西藏平叛记实》[21]

叛乱武装……连续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进行挑衅性射击,密集的枪弹打坏了该站许多门窗,气焰非常嚣张。该站的经济警察曾惠山对叛乱武装的这种挑衅非常气愤,没有请示任何人就用60迫击炮还击了两发炮弹,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面围墙以北两百至三百米处爆炸……

然而1959年3月的新华社公报解释“平叛”,对17日“叛乱武装发动了进攻”一事却一字不提,而“经济警察擅自开炮”也没有公布彻查结果,都是疑点。[25]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是:“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政府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25]

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整天讨论西藏问题。参加会议的杨尚昆当日日记[26] 中写道:“据西藏工委报告:达赖已在16日或17日向南逃走。”,显示当日中共中央初次获悉达赖出走,但还未能确定出走具体日期。

3月20日,根据前一天的中央会议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开始了拉萨战役,炮击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等藏军据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战斗是由藏军19日对驻拉萨解放军开始进行进攻挑起[27]

3月22日,在解放军猛烈攻势下,药王山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等藏军据点相继被攻克或投降,拉萨市内的骚乱平息。

3月26日,在山南地区的隆子宗噶伦赤巴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3月28日,周恩来宣布解散噶厦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替其职权,并即日起在全藏实行“民主改革”。

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定稿[28]的《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27] ,认定此次事件为噶厦政府与“地方反动集团”所策划:

新华社1959年3月28日电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三月十九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奉命讨平叛乱,已在二十二日彻底地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现在我军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的协助下,继续向西藏一些其它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中。...

流亡藏人茨仁夏加不同意公报所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的武装叛乱”,认为“西藏贵族、喇嘛们当天都在解放军总部接受殷勤款待,不可能策动叛乱”[29]。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李江琳认为,“中共中央早就想打,早就策划“总决战”以扫除在西藏进行土地改革的障碍,只需要找到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拉萨藏人集会抗议,给了中共一个开打的理由”[30]

这篇公报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即达赖喇嘛是被劫持出走。此后虽达赖喇嘛多次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坚持此立场。

在三月十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中央代表在复信中欢迎达赖喇嘛这种态度,同时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负责平息叛乱。但是,这些反动分子不但毫不悔改,还决心扩大叛乱。他们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并且在三月十九日夜间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和平解决的希望消灭了。西藏反动势力最后选定了使他们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

3月31日,达赖喇嘛等一行到达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八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31][32]

后续[编辑]

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噶厦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逼迫下与之签署17条和平协议的。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噶厦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出这次武装冲突是达赖喇嘛挑起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废除原在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这将触犯到达赖喇嘛的个人利益[34]。流亡藏人茨仁夏加则指出,西藏贵族、喇嘛们当天都在解放军总部接受殷勤款待,不可能策动叛乱[35]

同年,西藏开始进行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1959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多次公开指责美国对这场骚乱负有重大责任[3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中情局直接资助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37],也在1950至1959年之间,支持达赖喇嘛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和流亡国外,又联合英国向印度施加压力,使得印度同意接纳达赖喇嘛和流亡西藏政府。19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赫尔营军事基地,秘密训练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约250人,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38][39]流亡藏人达瓦诺布法语Dawa Norbu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援助对四水六岗影响不大,四水六岗只收到过两次空投的武器,多数武器是解放军入藏后富起来的康巴商人花钱从印度买来,以及打开西藏的军火库得来[9]:92

国际反应[编辑]

1959年9月,爱尔兰等诸国在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大陆摧毁西藏宗教之暴行,引起世界各国的支持,大会通过第1353号决议案:“申明大会对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原则之尊重,为发展法治为基础之和平秩序所必须。促请中国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及其特有之文化与宗教生活。”[40]

1961年8月18日,马来亚泰国联合国第十六届年会上,对于中国大陆继续摧残西藏人民之基本权利,提出:“谴责中国侵略西藏人民基本人权和压制他们传统上所有的特有文化和宗教生活习惯”案,指出:“中国这些事件侵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各国人民和各国的自决原则在内,并且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各国人民关系恶化等令人遗憾的后果[41]。”1961年12月20日,联合国第十六届大会通过第1723号决议案:重申1959年10月21日联合国第1353号决议案,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基本人权自由的行为,包括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42][43]

1965年,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届年会上以43票赞成,22票弃权,26票反对,通过第2079号决议案。[44]决议呼吁停止一切剥夺西藏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45]

影响[编辑]

3月10日被流亡在国外的藏人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也称为西藏抗暴纪念日、西藏抗暴日、西藏起义日)。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针锋相对地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每年的三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一些愤怒的藏人也会发动游行自焚等运动,例如1989年2008年2012年藏区先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抗议[46]。每年的3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增加在西藏青海等藏人聚居地区的警戒力度。(另外,每年的三月份还是中国大陆各地两会举办的时间,全国各地都会加强警戒力度。)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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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