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藏區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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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藏區騷亂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藏歷史西藏獨立運動的一部分

圖為向解放軍投降的藏族武裝人員
日期1959年3月10 - 23日
地點
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勝利

參戰方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中央人民政府

西藏地方噶廈

指揮官與領導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 周恩來 西藏 十四世達賴喇嘛
傷亡與損失
約2,000死亡[來源請求] 約85,000 - 87,000死亡[來源請求]
西藏歷史
布達拉宮
藏區 · 「西藏」名稱
歷史年表吐蕃

1959年藏區騷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之為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支持者稱之為1959年西藏起義中華民國政府稱之為1959年西藏抗暴運動民國48年西藏反共抗暴,是1959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藏族軍民在藏區發生的嚴重武裝衝突,以拉薩最為激烈。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鎮壓後,將土地改革擴展到原噶廈控制區。原西藏政府首腦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與高官流亡到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獨立大藏區自治[1]

背景[編輯]

解放軍進入西藏[編輯]

1949年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了青海、西康、四川等地區,與此同時,西藏政府為了防範共產黨的進攻。在1949年下半年發起第二次驅漢事件,將在西藏的漢族人驅逐出西藏。1950年解放軍開始準備向西藏進攻,1950年10月7日,由軍官王其美率領的解放軍四萬餘人分八路向康區首府昌都進攻,爆發昌都戰役,八千餘人的藏軍不敵,其中四千餘人遭解放軍擊斃。兩天後解放軍繼續向昌都進軍,俘獲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及其手下士兵。[2]

1950年10月17日,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力量,在西藏眾多僧侶的要求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提前正式親政,處理政教事務。隨後丹增嘉措被迫離開拉薩,暫居西藏南部的錯模避難。[3] 在打敗西藏東部和北部的少數藏軍之後,解放軍約幾萬人向西藏中部地區推進。西藏噶廈政府代表團不得不前往北京進行和談。

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團在沒有向西藏政府彙報的情況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4][5],協議一共十七條,規定:「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將國民黨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驅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以及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區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統一管理。」協議還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政府自動進行改革。

1951年5月27日,達賴喇嘛從北京的廣播中得知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的消息。7月,張經武將軍抵達錯模會見達賴喇嘛,打算讓達賴喇嘛與解放軍軍隊一同進入拉薩。但達賴喇嘛堅持自己先回拉薩,8月,流亡在外大半年的達賴喇嘛回到拉薩。

噶廈政府以達賴喇嘛名義於1951年10月24日致電毛澤東,表示「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於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班禪喇嘛和堪布廳也發表聲明,指出協議「完全符合中國各族人民,特別是藏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解放軍進駐拉薩

1951年10月26日及27日,三千餘解放軍進入拉薩。另外,從西藏東部和新疆等地有兩萬餘解放軍進入西藏,並控制了日土噶爾等重要地區,隨後又進駐江孜日喀則等地。於是,拉薩在內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軍駐守,並在西藏東部和西部的整個地區集中大量的軍隊。

噶廈控制區[編輯]

從政治背景,語言等方面劃分,藏區可以分為三部分: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直接控制的衛藏(今西藏自治區中、西部),以及由中央人民政府控制的康區(今四川省西部,雲南省北部及西藏自治區東部)和安多(今青海省南部,甘肅省南部與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北部)。其中康區東部及安多在中華民國時不受噶廈政府管轄。安多地區被分別劃入甘肅省,四川省和青海省。康區西部被噶廈政府控制,而東部康區地方武裝控制的地區1939年被中華民國劃為西康省。康區地方武裝因領土糾紛和噶廈政府的軍隊曾發生多次武裝衝突,然而當地民眾大多數信奉藏傳佛教並承認達賴喇嘛的宗教地位。西藏和平解放後,西康省被取消,併入四川省與雲南省,而西部則仍為噶廈政府管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中,例如十七條協議等,「西藏」一詞只針對「政治西藏」,即由噶廈政府控制的衛藏地區,而不包括由四川省、青海省管理的安多、西康藏區。1959年藏區騷亂前,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則主要發生在中央人民政府控制的西康地區,而1959年後與解放軍作戰的也主要是來自西康的武裝分子。

根據十七條協議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直沒有強迫噶廈政府在其控制的衛藏和康區西部進行土地制度改革。1956年底,因達賴喇嘛參加佛誕後滯留印度,總理周恩來又承諾[6]六年之內不進行改革,而六年之後由達賴喇嘛度情決定是否改革。然而,這些政策只適用於達賴喇嘛管轄的衛藏,並不適用於不受達賴管轄的西康安多兩個藏人聚居區。根據十七條協議的規定,噶廈政府需要負責為駐藏解放軍部隊提供供給。然而,當時拉薩市規模較小,只有兩三萬名市民,而且當時藏區運輸設施比較落後,供應三千名駐拉薩市的解放軍的供給非常困難。

解放軍官兵和地方幹部由於受到比較系統的共產主義教育,往往認為藏族非常宗教化的傳統,如藏族服飾、占卜等習俗,是「落後」的表現,地方幹部改革心切。然而藏族群眾則對這些傳統非常自豪,由此引發了一些宗教、民族矛盾。因為西藏地區的特殊性,為了防止基層幹部走極端而觸發矛盾衝突,中央對噶廈政府管轄地區採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一再要求地方幹部不搞土改與民主改革,並將西藏問題決定權收歸中央[7]

由於政策失誤,衝突擴大化與饑荒,加劇了西康與安多地區民族矛盾,引發了更嚴重的騷亂。部分西康地方武裝和饑民進入噶廈政府控制地區,使衛藏局勢也十分緊張。至1959年,駐拉薩的解放軍根據中央指示已經開始進行備戰,而西康游擊隊則佔領了山南地區。隨着西康難民湧入拉薩,緊張的拉薩局勢也更為惡化了。[來源請求]

四川與青海藏區[編輯]

在1955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四川青海等不受達賴管轄的藏區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進行「大躍進」運動,並以推翻「三大領主」的名義大量摧毀寺院,強迫僧人還俗[8][需要更好來源]。由於當地藏人對這些政策的不滿,安多和康區先後爆發武裝衝突。達瓦諾布法語Dawa Norbu教授認為更深層的原因是這些政策與西藏以藏傳佛教為基礎的價值系統與團體衝突。[9]:81

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時,為了推行「合作化」的指示,採取了不當的牲畜入社政策,牧民反抗強烈,生產積極性低迷。例如1959年5月30日青海省委《關於牧業區牲畜入社問題的指示》指出

公社化初期,我們對牧業區的經濟特點和處理牲畜入社問題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不適當地採取了不分階層、不論牲畜多少,一律無代價入社的辦法,入社後又忽視了生產隊的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加之牧業區大多數地區只經過幾個月初級合作化過程,個別地區剛辦起高級合作社就轉為人民公社,以致許多群眾誤認為「牲畜都成了公家的」,他們是給公家「當牧工」,因而不愛護牲畜,丟了不找,病了不治,死了不剝皮。

1960年以前人民公社存在比較嚴重的一平二調現象[10],公社管理幹部抽調大量牧民進行當地不適宜進行的農業種植工作,造成牲畜大量死亡[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處理安多、康區武裝衝突的過程中,又擴大抓捕,例如青海省給中央的報告顯示僅1958年一年就抓捕了全省藏族人的10%[12]。擴大抓捕造成了青壯勞動力的下降。這些被捕者直到1981年平反冤假錯案過程中,絕大多數被確認為冤案,才獲釋放。與全國其他省份相似,大躍進時期四川、青海、甘肅的藏區也出現了虛報產量風,引發過度征繳。這些因素在安多和康區引發了比較廣泛的饑荒[8][需要更好來源]

拉薩事件[編輯]

1959年2月7日(藏曆年廿九),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與丹增嘉措觀賞賀年金剛舞時閒聊,閒聊間丹增嘉措決定在2月21日大法會的考試後擇日去看西藏軍區文工團演出(是鄧少東邀請還是丹增嘉措主動提出,史料矛盾極爭議[13]),又因燈光與佈景技術困難,丹增嘉措同意不按慣例在羅布林卡宮殿觀賞,而是3月10日移駕軍區禮堂觀賞。[13]

達賴出行按傳統禮儀有25名藏軍警衛團全程隨行儀仗[14],而西藏軍區慣例不許外部軍人進入,加上在藏軍不知情下軍區內正在修築備戰工事,[15]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拒絕藏軍警衛團隨行入軍區。鄧少東安排達賴來軍區禮堂看演出,是燈光與佈景技術困難的不得已之舉,本意是舒緩緊張局勢[15]。中國大陸異議人士李江琳認為,此舉結果給自己造成難題,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出版物均避而不談「拒絕藏軍警衛團隨行入軍區」[16]。噶廈高層官員認為不遵從達賴出行傳統禮儀是極不尊重[14],加上當月(3月)在青海和川邊發生了喇嘛被政府邀去「學習班、宴會」遭誘捕的前科[17][18],令上層官員憂慮其安全。

丹增嘉措堅持出行,兩名孜仲(僧官)益西隆珠巴什·阿旺丹均見無法勸服,蓄意曝光其保密行程,[19]然而消息經謠傳變成「漢人準備帶走達賴」甚至「達賴已被劫走」[19],各地藏民蜂湧包圍羅布林卡,請求丹增嘉措取消軍區之行,[20]後改為要求丹增嘉措撤換隨行藏軍警衛團,由包圍民眾另組衛隊護送出行。

藏民群眾控制了羅布林卡內的三位噶倫,並在大街上張貼海報、呼口號,要求中國共產黨離開西藏,最後演變為大規模起義。噶倫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傑等幾位親中共派噶廈官員在軍區內尋求保護,而帕巴拉·格列朗傑的哥哥索朗降措則被藏民殺死。圍困羅布林卡的群眾推舉了一百餘名代表成立了人民會議,實際上取代了噶廈政府的權力,形同政變。

解放軍與藏軍的攻防[編輯]

3月17日,羅布林卡北門出現兩三聲炮響,造成極度恐慌。達賴喇嘛依然未下定決心,決定請求神諭。乃瓊護法執行神諭舞蹈,並給出了當夜就走的神諭後,達賴喇嘛攜帶母親、姐姐、姐夫彭措扎西、弟弟阿里仁波切、三名噶倫索康、柳霞、夏蘇、經師林仁波切、副經師赤江仁波切,護法及隨行藏軍等600人隨馬隊逃離拉薩,向南進入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活動的山南地區。根據中國內地出版的多部書籍[21][22][23][24],引發達賴出走的兩發炮彈是由一名叫曾惠山的經濟警察私自發射的。例如解放軍士兵吉柚權所寫《西藏平叛記實》[21]

叛亂武裝……連續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進行挑釁性射擊,密集的槍彈打壞了該站許多門窗,氣焰非常囂張。該站的經濟警察曾惠山對叛亂武裝的這種挑釁非常氣憤,沒有請示任何人就用60迫擊砲還擊了兩發砲彈,砲彈落在羅布林卡北面圍牆以北兩百至三百米處爆炸……

然而1959年3月的新華社公報解釋「平叛」,對17日「叛亂武裝發動了進攻」一事卻一字不提,而「經濟警察擅自開砲」也沒有公佈徹查結果,都是疑點。[25]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意見是:「我們現在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政府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面改革。」[25]

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一整天討論西藏問題。參加會議的楊尚昆當日日記[26] 中寫道:「據西藏工委報告:達賴已在16日或17日向南逃走。」,顯示當日中共中央初次獲悉達賴出走,但還未能確定出走具體日期。

3月20日,根據前一天的中央會議精神,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開始了拉薩戰役,炮擊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等藏軍據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戰鬥是由藏軍19日對駐拉薩解放軍開始進行進攻挑起[27]

3月22日,在解放軍猛烈攻勢下,藥王山大昭寺小昭寺、布達拉宮等藏軍據點相繼被攻克或投降,拉薩市內的騷亂平息。

3月26日,在山南地區的隆子宗噶倫赤巴索康代表達賴喇嘛宣佈成立臨時政府。

3月28日,周恩來宣佈解散噶廈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接替其職權,並即日起在全藏實行「民主改革」。

3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毛澤東親自定稿[28]的《新華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27] ,認定此次事件為噶廈政府與「地方反動集團」所策劃:

新華社1959年3月28日電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違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國,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匪,於三月十九日夜間在拉薩向人民解放軍駐軍發動武裝進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奉命討平叛亂,已在二十二日徹底地粉碎了拉薩市區的叛匪。現在我軍正在西藏僧俗各界愛國人民的協助下,繼續向西藏一些其它地方的叛匪進行掃蕩中。...

流亡藏人茨仁夏加不同意公報所說「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策動的武裝叛亂」,認為「西藏貴族、喇嘛們當天都在解放軍總部接受慇勤款待,不可能策動叛亂」[29]。中國大陸異議人士李江琳認為,「中共中央早就想打,早就策劃「總決戰」以掃除在西藏進行土地改革的障礙,只需要找到藉口打破《十七條協議》中「不改變西藏現狀」的約束。拉薩藏人集會抗議,給了中共一個開打的理由」[30]

這篇公報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即達賴喇嘛是被劫持出走。此後雖達賴喇嘛多次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堅持此立場。

在三月十日拉薩叛亂爆發以後,達賴喇嘛曾三次給中央駐藏代表來信,說明他已被反動分子劫持,並且表示正在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中央代表在覆信中歡迎達賴喇嘛這種態度,同時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變錯誤態度,負責平息叛亂。但是,這些反動分子不但毫不悔改,還決心擴大叛亂。他們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並且在三月十九日夜間向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發動了全面進攻。和平解決的希望消滅了。西藏反動勢力最後選定了使他們自己走向滅亡的道路。

3月31日,達賴喇嘛等一行到達印度實際控制的達旺地區,開始了與八萬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31][32]

後續[編輯]

1959年6月20日,達賴喇嘛宣佈不承認「十七條協議」,並聲明「十七條協定」是西藏噶廈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簽訂的。西藏流亡政府指,當年由阿沛·阿旺晉美率領的5人談判代表團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逼迫下與之簽署17條和平協議的。當時他們在無法通知西藏噶廈的情況下,以個人名義在協議上簽名,文件上的印章沒有他們的正式官銜[33]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指出這次武裝衝突是達賴喇嘛挑起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要廢除原在西藏實行的封建農奴制,這將觸犯到達賴喇嘛的個人利益[34]。流亡藏人茨仁夏加則指出,西藏貴族、喇嘛們當天都在解放軍總部接受慇勤款待,不可能策動叛亂[35]

同年,西藏開始進行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運動。1959年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國務院令,宣佈解散西藏噶廈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政府職權,並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多次公開指責美國對這場騷亂負有重大責任[36]。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由於冷戰的需要,美國中情局直接資助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兩個哥哥[37],也在1950至1959年之間,支持達賴喇嘛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和流亡國外,又聯合英國向印度施加壓力,使得印度同意接納達賴喇嘛和流亡西藏政府。19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赫爾營軍事基地,秘密訓練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約250人,並於1957年至1961年間空投到西藏參戰。[38][39]流亡藏人達瓦諾布法語Dawa Norbu認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援助對四水六崗影響不大,四水六崗只收到過兩次空投的武器,多數武器是解放軍入藏後富起來的康巴商人花錢從印度買來,以及打開西藏的軍火庫得來[9]:92

國際反應[編輯]

1959年9月,愛爾蘭等諸國在聯合國第十四屆大會上提案,譴責中國大陸摧毀西藏宗教之暴行,引起世界各國的支持,大會通過第1353號決議案:「申明大會對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原則之尊重,為發展法治為基礎之和平秩序所必須。促請中國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權,及其特有之文化與宗教生活。」[40]

1961年8月18日,馬來亞泰國聯合國第十六屆年會上,對於中國大陸繼續摧殘西藏人民之基本權利,提出:「譴責中國侵略西藏人民基本人權和壓制他們傳統上所有的特有文化和宗教生活習慣」案,指出:「中國這些事件侵犯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中規定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包括各國人民和各國的自決原則在內,並且使國際緊張局勢加劇,各國人民關係惡化等令人遺憾的後果[41]。」1961年12月20日,聯合國第十六屆大會通過第1723號決議案:重申1959年10月21日聯合國第1353號決議案,呼籲停止剝奪西藏人民基本人權自由的行為,包括停止剝奪西藏人民的民族自決權[42][43]

1965年,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屆年會上以43票贊成,22票棄權,26票反對,通過第2079號決議案。[44]決議呼籲停止一切剝奪西藏人民人權和基本自由的行為。[45]

影響[編輯]

3月10日被流亡在國外的藏人定為西藏人民起義日(也稱為西藏抗暴紀念日、西藏抗暴日、西藏起義日)。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針鋒相對地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每年的三月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一些憤怒的藏人也會發動遊行自焚等運動,例如1989年2008年2012年藏區先後發生過三次大規模抗議[46]。每年的3月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會增加在西藏青海等藏人聚居地區的警戒力度。(另外,每年的三月份還是中國大陸各地兩會舉辦的時間,全國各地都會加強警戒力度。)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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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聯合國大會第2079(XX)號決議(1965). 藏人行政中央.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8-10). 
  45.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th Session Resolution No. 2079 (PDF). 聯合國.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3-10-13). (英文)
  46. 藏区抗议持续 中共增派军队入藏. 德國之聲. 2012-01-26.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