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蘇聯大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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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蘇聯大饑荒。饑荒最嚴重的地區被標成黑色。A——糧食消費地區,B——糧食產地,C——原屬於頓河、庫班和捷列克哥薩克的土地,C1——原屬於烏拉爾和奧倫堡哥薩克的土地。1、科拉半島,2、北部地區,3、卡累利阿,4、科米共和國,5、列寧格勒州,6、伊萬諾沃州,7、莫斯科州,8、下諾夫哥羅德地區,9、西部區,10、白俄羅斯,11、中央黑土區,12、烏克蘭,13、中伏爾加區,14、韃靼利亞,15、巴什基爾,16、烏拉爾區,17、下伏爾加區,18、北高加索邊疆區,19、格魯吉亞,20、阿塞拜疆,21、亞美尼亞

193233年的蘇聯大饑荒(俄語: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32—1933 годах)發生在蘇聯的幾大產糧區,其中包括了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斯坦[1]、南烏拉爾山脈和西西伯利亞[2][3],特別是發生在烏克蘭境內的饑荒被稱為「Голодомор」(Holodomor),意為「飢餓毀滅」。不同於1921年發生在蘇俄的饑荒,有關這場饑荒的信息一直被蘇聯當局控制,直到戈爾巴喬夫實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

過程[編輯]

蘇聯政府的農業強制集體化政策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導致饑荒的主要原因,[4]因其在農村地區引起了混亂。這包括破壞富農的財產、害怕被沒收而販賣或殺死馬匹,以及農民以拒絕耕種來抵制。當局指責富農集體農莊煽動反抗,並譴責他們的破壞活動。當局錯誤的期望產量因農業集體化而增長,因為輸出農產品的計劃是基於工業化的探索的。

其他人指出這場饑荒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災害的結果,[5]其他人反而仍然提出這是過於簡單的說法或解釋,而且答案在於這兩個極端之間。[6]

中央政府堅信糧食減少是農民藏匿他們的糧食造成的,即使地方當局一再請求減少他們的定額。結果,當地的積極分子帶頭搜尋藏匿的糧食,這導致了用於來年耕種的種子糧被收走以及農民用來供養家庭的存糧缺失。

麥穗法[編輯]

對於住在鄉村地區的人,大多在唯一能找到任何食物的集體農莊,但是農民被禁止吃他們自己種的糧食。「關於保護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法令」——被農民稱作麥穗法英語Law of Spikelets——於1932年8月7日指定。根據法令,政治警察和黨的幹部被允許從農民家裏無限量的沒收糧食。因此拿走食物,即使是少量腐爛的穀物或者作物,都被判作盜竊「社會主義財產」。

現金交易店[編輯]

農民面臨死亡或者逃往城市,在那裏食物可以從稱作現金交易店英語torgsin的國營的硬通貨商店裏用貨幣、黃金、白銀或者其他貴重物品買到。例如,哈爾科夫的兩家現金交易店從1932年1到2月收了價值294,000盧布的374公斤黃金。1932年1月烏克蘭有8座城市有現金交易店,1932年5月是26座城市,1932年秋36座城市共有50家。在1933年饑荒最嚴重的時候,現金交易店的總數達到263家。

通行證[編輯]

1933年哈爾科夫的路人從餓殍前經過

由於飢餓造成了移民潮,即使當局通過要求在加盟共和國之間來往出示證件,並禁止乘火車旅行來回應。

蘇聯當局於1932年12月27日推行內部護照(身份證)以應付農民從農村大規模出逃。個人沒有這類證件不能離開住處,否則處以行政處罰,如關進古拉格(蘇聯勞改營)。農村人無權取得身份證,而且因此不能未經批准離開他們的村莊。發行證件的權力取決於集體農莊的領導,而且身份證由集體農莊的管理機構保管。這一措施一直實行到1974年。

證件的缺失不能完全阻止農民離開農村,但只有少數逃離到城市的人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因為不能找到工作或者購買或乞討到麵包,農民們死在哈爾科夫基輔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波爾塔瓦文尼察和其他烏克蘭主要城市的街頭。

反應[編輯]

1929-1933年蘇聯西南部人口負增長地圖。

官方拒絕承認1932–1933年的大饑荒,因此任何關於這件事的議論都被定成「反蘇宣傳」的罪行,直到1990–1991年蘇聯解體1937年人口普查的結果被保密,因為結果顯示由於大饑荒造成人口大量減少。

政府用造假措施反對西方記者;許多蘇聯的記者現在被指責故意隱瞞事實,被稱為「有用的白痴」。最聲名狼藉的否認大饑荒的人是《紐約時報》記者沃特·杜蘭蒂,他的報道忽略了這場饑荒及死亡人數。[7]與之類似的是法國總理愛德華·赫里歐,他在蘇聯的期間遊歷了烏克蘭地區。

死亡人數的估計[編輯]

  • 2004年的書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33估計饑荒造成了550-650萬人的死亡。[8]
  • 共產主義黑皮書》估計造成了六百萬人死亡。
  • 不列顛百科全書》估計這一時期在蘇聯全境造成600-800萬人死亡,其中400-500萬人是烏克蘭人。[9]
  • 羅伯特·康奎斯特估計在1932-33年間的蘇聯歐洲部分造成了700萬人死亡(500萬是烏克蘭人,100萬在北高加索,100萬人在別處),還有100萬人在哈薩克斯坦由於集體化而死亡。[10]
  • Michael Ellman估計由於「饑荒和鎮壓」從1930–33年造成850萬人死亡。[11]
  • Norman Naimark在他2010年的書《斯大林的種族滅絕》中估計300-500萬烏克蘭人死於饑荒。[12]

參見[編輯]

註釋[編輯]

  1. Engerman, David. 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 [2013-08-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6-17). 
  2. Famine on the South Siberia. [2013-08-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2-17). 
  3. Demographic aftermath of the famine in Kazakhstan. [2013-08-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3-24). 
  4. Ukrainian Famine. Soviet exhibit. Ibiblio public library and digital archive. [2011-04-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3). 
  5. Mark B. Tauger. Natural Disaster and Human Actions i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1-1933 (PDF). [2013-01-27].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2-08-24). 
  6. Carla Thorso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1-33: Politically Motivated or Ecological Disaster?. [2013-01-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3-05-21). 
  7. Lyons, Eugene, Assignment in Utopia (Google Books) .
  8. Davies and Wheatcroft, p. 401. For a review, see Davies & Weatcroft, 2004 (PDF). Warwick. [2013-08-0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09-09-30). 
  9. Ukraine – The famine of 1932–33.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08-06-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5-18). 
  10. Robert Conquest (1986)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0-19-505180-7, p. 306.
  11. Ellman, Michael. The Role of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of Intent i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1–1934 (PDF). Europe-Asia Studies (Routledge). 2005-09, 57 (6): 823–41 [2008-07-04]. doi:10.1080/0966813050019939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09-02-27). 
  12. Naimark, Norman M. Stalin's Genocides (Human Right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1. ISBN 0-691-14784-1

參考資料[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