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
汪东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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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身着少将戎装的汪东兴 | |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 |
任期 1965年11月-1978年12月 | |
党主席 | 毛泽东 → 华国锋 |
前任 | 杨尚昆 |
继任 | 姚依林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
任期 1977年8月-1980年2月 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同时在任 | |
党主席 | 华国锋 |
前任 | 叶剑英、邓小平 |
继任 |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中华民国江西省弋陽县 | 1916年1月9日
逝世 | 2015年8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北京医院 | (99歲)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配偶 | 姚湘娥、林東億 |
亲属 | 汪振凯(儿子) 汪小燕(女儿) |
军事背景 | |
效忠 | 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服役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服役时间 | 1932年-1978年 |
军衔 |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
参战 | 第一次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 第二次国共内战 |
汪东兴(1916年1月9日-2015年8月21日),男,江西弋阳人,中国共产党前高级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汪东兴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数排名末位);曾长期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党主席毛泽东的警卫安全;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懷仁堂事變的决策人之一。1978年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掌权後被迫辞职下台。
生平[编辑]
早年[编辑]
1916年1月9日汪东兴出生于江西弋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早年加入河潭乡儿童团,担任团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月,随部进入中央苏区。2月24日,红十军抵达光泽县,组成突击队,汪东兴担任侦破任务,率先攻入城内。随后部队整编,为红十一军第十九师,归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指挥,参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同年7月,组建红七军团,红十一军改编为红十九师,汪东兴调入其中红八十四团,任政治处青年干事。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国军重兵攻占中央苏区黎川县、金溪县,汪东兴在金溪守城战斗中负重伤,后转中央野战医院治疗。痊愈后,留在总兵站七兵团办事处任青年干事兼侦查排长,随主力转战闽西北,负责转运物资和伤员。之后被送往瑞金九堡彭杨步兵学校学习,后留校任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随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公略步兵学校与彭杨步兵学校合并,汪东兴仍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步兵学校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团,汪东兴随部参加长征[2]。1935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1936年後,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永坪总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後,汪东兴历任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3]。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
第二次國共內戰时期,出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1947年,国军对中共控制的陕北地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被迫离开延安,但坚持在陕北转战。汪东兴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各地,负责警卫工作。6月8日凌晨,国军陕北刘戡部先头部队进入距离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仅一山之隔,毛泽东等人连夜撤退,汪东兴率领一排兵力断后,阻击国军一个团,国军因不明情况,不敢进攻。汪东兴也因战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为毛泽东贴身警卫[4]。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移通过黄河,汪东兴负责后勤及迁移工作[5]。
建国初期[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1950年,汪东兴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1953年,任公安部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55年10月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等职,是罗瑞卿的副手。凭借在公安、警卫工作中的努力,1955年,汪东兴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但没有获勋[6]。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曾外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江西省农垦厅厅长。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曾兼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1960年至1970年6月,再次返回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
文革时期[编辑]
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汪东兴逐步受到重用。1961年5月,再次担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65年11月10日,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7],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天才论”、并与林彪提议重设国家主席问题相互呼应,攻击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派;毛泽东对陈伯达、林彪互相抱团取暖的态度表示反感,然而当时包括周恩来、陈毅、汪东兴等都人均正面支持陈伯达、林彪的立场。为此8月31日,毛泽东亲书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8]。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发言指会议有人搞事,并再次强调不当国家主席,否定了天才的说法,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反革命纲领”。至此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公开化,而汪东兴为此连续两次写信检讨。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陈伯达的天才论,随后扩大到对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批判,直接牵连到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1971年毛泽东南巡,为林彪下台制造舆论;而此时林彪集团制作《五七一工程纪要》,策划通过爆炸、暗杀毛泽东的行动。汪东兴负责整个南巡的安全工作,并在主要地点具体安排保卫任务。9月11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北返,并于9月12日抵达天津;促使林彪集团无法按原计划实施暗杀行动。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被迫北逃苏联,飞机坠毁于蒙古,史称“九一三事件”。
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组成,办公会议制度维持至1975年2月[9]。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长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10]。
文革结束[编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治丧初期,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就计划解决“四人帮”问题[11]:672。9月11日,华国锋向李先念交底,通过李居中联系,与叶剑英取得一致意见。华国锋积极行动,又得到汪东兴、中央军委负责人陈锡联、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吴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对比上完全压倒了“四人帮”。华国锋考虑过开会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9月21日与叶剑英密谈后初步确定以“隔离审查”的方式强硬解决。9月26日晚,华征求李、吴的意见后一致认为,在政治局会议获得多数票有把握,在中央全会则无把握,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程序已无法顺利拿下“四人帮”,遂决定“先斩后奏”,待果断处置“四人帮”之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叶剑英获悉商议结果后表示完全同意[11]:695[12]。
这种“半合法”的方式是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得到陈云“不可避免”、“下不为例”的表态支持[13]。汪东兴率8341部队负责抓捕行动,10月4日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11]:697-698。10月6日,抓捕行动按计划展开,华国锋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怀仁堂开会,晚8时左右,三人先后抵达,即由华、叶、汪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几乎同时,江青、毛远新分别在住处被宣布“隔离审查”和“就地监护”,谢静宜、迟群等“四人帮”党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10时许,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遗愿、“四人帮”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14]:146。
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汪东兴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汪东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继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后党的四位副主席之一,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5]。”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领“抓纲治国”。
失势[编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资历深厚的邓小平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以稳定局面;而局面稳定后,邓小平与华国锋展开权力斗争[16]:45,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务实派渐渐在舆论和中共高层权力中获胜,而毛泽东式的领袖崇拜逐渐失去了光环[17]:51[18]。邓联合陈云、胡耀邦等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华国锋一派的领导地位逐渐被邓小平一派取代[19][20]。
1978年12月,汪东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严肃批评,被免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由姚依林取代[21]:200。胡耀邦擔任《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楊德中擔任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政治委員[21]:200。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補委员。1985年9月,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上,连任中顾委委员。
汪东兴随后搬离了中南海,居住在西单东侧的一个胡同里,远离政坛,赋闲居家,与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居宅比邻[22]。晚年的汪东兴热衷于著述,出版《汪东兴日记》和《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23]。
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耆壽99岁[24]。與亡妻姚湘娥合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评价[编辑]
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新闻通稿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24]。和华国锋的讣告相同,中共中央并没有提及两人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是非。汪东兴的去世,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他的离去也“象征了一代人的谢幕”[25]。
汪东兴长期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为人忠厚[26]。毛泽东为此评价道:“他(汪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也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27]。”在处理四人帮问题上,汪东兴的果断、迅速和细心,在怀仁堂事件中的处理,受到了各方的赞誉和嘉奖。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结束后,阻拦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问题上,当时受到支持改革开放的一派批评,并迅速远离政治中心。改革开放以后,汪东兴亦没有继续受到其他派别的苛责;客观上看,当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汪东兴亦解决邓小平两位子女的读书上学问题,为此邓写信表达感激[28]。
家庭[编辑]
汪东兴妻子姚湘娥是红军时期的医护人员,曾担任过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等职,后随丈夫调入北京,曾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警卫处副处长兼警卫值班室主任等职。两人共有7个子女,多数都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过役。
- 长子汪春平,曾在北海舰队服役,后转业到北京电报大楼工作。
- 长女汪延群,则担任汪东兴的秘书。
- 女汪大燕。
- 女汪小燕。女婿康永年,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
- 子汪振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历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参考文献[编辑]
- ↑ 汪东兴小传[永久失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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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东兴日记》. 人民网. 人民网. [2015-08-27].
- ↑ 24.0 24.1 汪东兴同志逝世 享年100岁. 新华网. 2015-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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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志綏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對汪东兴的評價頗高,汪在夫妻感情上忠誠,遠較葉子龍與李銀橋正派。李書上記載毛澤東曾要求汪將一名犯錯的年輕警衛關入監獄,汪向毛求情說,事情可以辦緩一點,怕出人命。這事得到毛同意。最後這名警衛被調離北京了事。
- ↑ 姚博,萧雪. 毛泽东中南海往事.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12年10月: 71. ISBN 978-7-5151-0289-4.
- ↑ 邓小平的“老伙计”:张震邓力群汪东兴等. 腾讯新闻网. [2015-08-27].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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