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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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Mao Zedong portrait.jpg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任內發動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全國政治運動,造成數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

20世紀發生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規模屠殺被估計造成了總計8500萬到1億人之間的死亡。[1]學術研究集中在造成單一的社會下的大規模屠殺的原因,雖然一些造成大屠殺的常見原因已經發表出來。一些對大屠殺更高的估計不僅包括了發生在大規模的謀殺或者清除政治對手、內戰恐怖活動土地改革期間的處決,還包括了因為戰爭、饑荒、疾病和過勞而在勞改營喪失性命。這些研究者相信政府的決策和管理的失誤導致了這些災難,而且,基於那一結論將該些死亡一併歸類於「大屠殺」、民眾滅絕、政治滅絕、階級滅絕或者寬鬆定義的種族滅絕。根據這些研究,以此定義的大規模屠殺的死亡總數數以千萬計;然而,該方法的有效性受到了其他學者的質疑。截至2011年 (2011-Missing required parameter 1=month!),學術界對於這些國家發動大規模屠殺的原因還沒有達成共識,包括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尤其是,探討當中原因的比較性研究數目有限。死亡人數最多的時期包括約瑟夫·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色高棉領導下的柬埔寨。這三個國家的非戰鬥人員被殺戮的數目單獨估計在2100萬到7000萬之間。[2][可疑]規模較小的則是出現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以及一些東歐和非洲國家。

術語[編輯]

共產主義政權——「共產主義政權」表示那些在歷史上的一段時期裡面自稱以馬列主義史達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國家(也叫「共產主義國家」)。

學者們用一些不同的術語來描述對非戰鬥人員的蓄意屠殺。[3][4]下列術語被用來描述共產主義政府所造成的屠殺:

  • 種族滅絕——在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中,種族滅絕罪不包含對政治或社會群體的大屠殺。對政治群體的保護在第二輪投票後從聯合國決議中撤回,因為許多國家,包括當時由史達林領導的蘇聯,[5]事前考慮到該章節會對他們鎮壓內部動亂的權利作出不必要的限制。[6]
  • 政治滅絕——術語「政治滅絕英語politicide」用來描述不會被《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所規範,針對政治或經濟群體的殺戮。[7]Manus I. Midlarsky用術語「政治滅絕」來描述由蘇聯西部地區直至中國和柬埔寨的大規模屠殺。[8]在他的書《The killing trap: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裡面對史達林和波爾布特的屠殺提出了相似點。[9]
  • 民眾滅絕——魯道夫·拉梅爾創造了術語「democide」,其中包含種族滅絕、政治滅絕和屠殺[10]海倫·費因英語Helen Fein把發生在蘇聯和柬埔寨的國家造成的大屠殺稱作「種族和政治滅絕」。[11]Frank Wayman和Atsushi Tago展示出術語的意義在於,若以民眾滅絕(廣泛的國家製造的屠殺)或政治滅絕(受到政府反對的少數群體)的使用作為包含於數據集的條件,尋求大屠殺之間聯繫的統計分析能造成非常不同的結果,包括政權類型的意義或其他方面。[頁碼請求][12]
  • 危害人類罪——雅克·森密林英語Jacques Semelin麥可·曼英語Michael Mann (sociologist)[13]相信「危害人類罪」在談論共產主義政權的暴力行為的時候比「種族滅絕」或者「政治滅絕」更確切。[14]
  • 階級滅絕——麥可·曼提出了術語「階級滅絕」以表示「旨在對整個社會階級的大屠殺」的意思。[15]
  • 恐怖——史蒂芬·惠特克羅夫特英語Stephen Wheatcroft指出,在蘇聯,像「恐怖」「清洗」「鎮壓」這樣的術語(後者一般是俄語)一般指的是同樣的事件,而且他相信更為中立的術語是「鎮壓」或「大屠殺」。[4]
  • 大屠殺——這個術語被班傑明·瓦倫蒂諾英語Benjamin Valentino定義為「對大量非戰鬥人員蓄意的殺戮」,其中「大量」被定義為五年或更短時間內造成至少50,000人惡意地死亡。[16]他把這一定義應用在了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和紅色高棉領導下的柬埔寨,同時承認人數較少的大屠殺也出現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東歐非洲[17]
Red Holocaust——一小堆的石頭,紀念共產主義下的受害者,作為在德國的第一個紀念(Jimmy Fell,2011年)

提出的原因[編輯]

意識形態[編輯]

一些理論,比如魯道夫·拉梅爾的,提出共產主義是大屠殺的明顯的誘發因素,引起了學術爭議;[23]此條目不討論該些理論的學術認可。

克拉斯-戈蘭·卡爾松英語Klas-Göran Karlsson寫道「意識形態是思想的系統,本身不能犯罪。然而,把自己定為共產主義者的個人、集體和國家,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名義下犯罪,或者在談論他們犯罪的動機的直接來源時不提及共產主義。」[24]

根據魯道夫·拉梅爾,共產主義政權所做的屠殺可以解釋為絕對權力和絕對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結合。[25]

「在所有的信仰當中,不論是世俗的或其他的」,拉梅爾把馬克思主義定位為「迄今為止最血腥的——比宗教裁判所、歷次天主教十字軍東征和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三十年戰爭還要血腥。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意味著血腥的恐怖主義、極端的清洗、致命的集中營與致死的強制勞動、毀滅性的放逐、人為的饑荒、法外處決與欺詐性的作秀審判、徹底的大規模謀殺與種族滅絕。」[26]他寫道事實上馬克思主義者把他們構造烏托邦的過程視為「對貧窮、剝削、帝國主義和不平等的戰爭——而且,就像一場真正的戰爭,非戰鬥人員會不幸地捲入戰鬥中。會有必要的敵人傷亡:神職人員、資產階級、資本家、『肇事者』、知識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暴君、財主和地主。就像一場戰爭中,數以百萬計的人可能會死亡,但這些死亡最終會被證明是值得的,就像二戰中希特勒被打敗。對於實行統治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目標足以正當化所有的死亡。」[26]

史蒂芬·羅斯菲爾德在他的書《紅色大屠殺》中指共產主義的內部矛盾「導致了殺害」大約6000萬甚至更多的人,而這場紅色大屠殺——由共產主義領導者如約瑟夫·史達林金日成毛澤東胡志明波爾布特造成的和平時期的大屠殺和其他相關的反人類罪行——應該是任何對共產主義淨評估的中心。他聲稱上述的領導者是「犯下了大規模屠殺的嚴重罪行。」[27]

羅伯特·康奎斯特強調史達林的清洗沒有違背列寧主義的原則,而是弗拉基米爾·列寧所創立體系自然而然造成的後果,列寧自己就下令處死了當地階級敵人的人質。[28]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的設計師及政治鎮壓受害者平反委員會的領導人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具體闡述了這一觀點,稱「事實是在懲罰性的行動中史達林沒有想出列寧時代沒有的東西:處死、劫取人質、集中營和所有其他的」。[29]歷史學家羅伯特·蓋勒特里英語Robert Gellately表示同意,說「換一種方式講,史達林只加入了一點點列寧沒有引進或者預演的。」[30]說列寧在布爾什維克政府中對他的同僚說過:「如果我們沒有做好準備擊斃怠工者和白軍士兵,那算是什麼革命呢?」[31]

安妮·阿普勒鮑姆聲稱,「毫無例外,對一黨制國家的列寧主義信念在過往和現在都是每個共產主義政權的特徵」,而且「布爾什維克式的暴力在每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中都重複發生了」。列寧和契卡創始人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說過的句式被部署到了世界各地。她強調即使到了1976年,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仍在衣索比亞肆意製造「紅色恐怖」。[32]

文學史學家喬治·G·沃森英語George G. Watson在《The Lost Literature of Socialism》一書中把社會主義看作是保守的,對自由主義的反動並試圖回到古代和等級制度。他聲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作品顯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要求並需要種族滅絕,原因隱含在其宣稱封建制度—其中先進的國家已經讓位給資本主義—必須反其道而被社會主義取代。整個國家會在工人革命後遺留下來,封建殘餘在社會主義時代,而且因為他們不能一次就前進兩步,他們要被消滅。他們是種族渣滓,按恩格斯的話說,並且只適合逗留在歷史的糞堆裡面。」[33]Robert Grant批評沃森的主張為「可疑的證據」,聲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至少是一種文化滅絕;但這不明顯,至少從沃森的引用中,實際的大屠殺,並不(用他們的用語)僅僅是『吸收』或『同化』,是個問題」。[34]

丹尼爾·戈德哈根英語Daniel Goldhagen[35]理察·派普斯[36]約翰·格雷英語John Gray[37]在給大眾的通俗讀物中寫了關於共產主義的作用的理論。

危機狀況[編輯]

埃里克·韋茲英語Eric D. Weitz稱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規模屠殺是在法治的失敗下自然而然的結果,在20世紀社會動亂時期很常見。對於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的大屠殺,「種族滅絕出現在極端的社會危機中,通常由政權的非常政策產生。」[38]它們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政治決策。[38]

羅克福德大學英語Rockford College史蒂芬·希克斯英語Stephen Hicks把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統治的暴力特徵歸結於那些集體主義政權拋棄保護人權並摒棄公民社會的價值觀。希克斯寫道一方面「事實上每一個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有遵循人道的可靠記錄,因為其總體上尊重權利和自由,並讓人們一起過上豐富並有意義的生活成為可能」,而在社會主義中「實踐已經一再證明它比20世紀最壞的獨裁政府還要殘忍。每個社會主義政權都轉向獨裁併開始大量殺人。」[39]

有關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規模屠殺的學術論文集《共產主義黑皮書》詳細闡述了「從1917年俄國到1989年阿富汗的『罪行、恐怖和鎮壓』」。[40][41]斯特凡·庫爾圖瓦稱共產主義與罪惡之間的一個聯繫是——「共產主義政權……把集體罪行變為一個徹底的政府系統」[42]——並稱這一罪惡在於意識形態的層面而不是政府的實踐。[43]

班傑明·瓦倫蒂諾英語Benjamin Valentino寫道大規模屠殺策略是由共產主義者選擇來對大量人口予以經濟上的剝奪。[44]「這種速度和廣度的社會變革與大規模屠殺的聯繫首要有兩種原因。第一,像這樣的變動產生的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常常導致經濟崩潰、疾症,還有,最重要的,普遍的饑荒……共產主義政權對社會的激進變革的熱衷與大規模殺戮之聯繫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所追求的革命變革與他們人口大多數的根本利益發生了無情的衝突。事實證明只有少數人在沒有高壓的情況下願意接受那種影響深遠的犧牲。」[45]

麥可·曼寫道:「那些共產主義下的最高死亡率並非有意,卻是由於被宗派主義惡化的巨大政策錯誤而造成的,而且某種程度上也是犧牲者們無情的或仇恨的觀點所致。」[46]

根據雅克·森密林,「20世紀興起的共產主義體系最後變成在毀滅他們自己人口,不是因為他們像那樣計劃去消滅他們,卻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從上而下地重建『社會機體』,即使那樣意味著清除並重塑機體以適應他們新的獨創的政治構想。」[47]

其他主張[編輯]

民族文化的影響[編輯]

馬丁·瑪利亞英語Martin Malia稱俄羅斯的例外論戰爭的經歷通常是導致暴行的原因。[48]

世俗的價值觀[編輯]

一些傳統道德標準和宗教信仰的擁護者指出殺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現代社會信仰的弱化和引發歐洲啟蒙時代激進價值觀的結果。俄克拉荷馬大學政治學家艾倫·赫茨克英語Allen D. Hertzke觀察到在批判性的學術研究中的這種趨勢,他聚焦於英國天主教作家及歷史學家保羅·詹森的觀點並寫道

個人的責任[編輯]

俄羅斯世界歷史學者約翰·湯普森(John M. Thompson)描述史達林時期發展起來的恐怖的體系為「費解」;考察俄羅斯歷史,他假設1930年代蘇聯殺戮的高度為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個人的作用——尤其主張

歷史學家海倫·拉帕坡特英語Helen Rappaport描述大清洗期間負責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官僚尼古拉·葉若夫為「智力有限」和「狹隘的政治理解……像其他歷史上大屠殺的發動者一樣,他用病態的殘忍和野蠻的恐怖彌補身材矮小的缺陷。」[51]

與其他大屠殺的比較[編輯]

丹尼爾·戈德哈根英語Daniel Goldhagen指出20世紀的共產主義政權「殺死的人比其他任何統治類型都多。」[52]其他研究共產主義和種族滅絕的學者,像是史蒂芬·羅斯菲爾德班傑明·瓦倫蒂諾英語Benjamin Valentino魯道夫·拉梅爾,提出了類似的結論。[2][26][53]羅斯菲爾德聲稱「紅色大屠殺」殺死的人可能超過了「猶太人大屠殺」和「日本在亞洲的大屠殺」的總和,而且「至少是同樣邪惡的,鑒於希特勒種族滅絕的非凡性」。羅斯菲爾德更強調「儘管時下流行著減輕紅色大屠殺嚴重性的說法,通過觀察20世紀資本主義殺死了數百萬殖民地居民,主要是通過人為的饑荒,但那些重度過失殺人沒有一份清單能跟紅色大屠殺的總數相比。」[53]

發生過大屠殺的國家[編輯]

蘇聯[編輯]

盧比揚卡廣場有關蘇聯鎮壓的紀念碑。該紀念碑由人權組織紀念碑組織英語Memorial (society)1990年在蘇聯為紀念40,000多名「恐怖之年」期間在莫斯科被射殺的無辜的人而立。

蘇聯解體後,從蘇聯檔案查詢成為可能,包含了史達林統治下出於政治或刑事犯罪處決大約800,000名囚犯的官方記錄、古拉格中約170萬人的死亡及富農強制遷移過程中390,000人的死亡——總計有約300萬官方記錄的犧牲者。[54]

由史達林的統治造成的死亡人數的估計在蘇聯及共產主義的研究英語Soviet and Communist studies學者間起了激烈爭論。[55][56]發表的結果隨著估計的時間、標準及估算的方法而變化。一些歷史學家試圖對蘇聯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分開來做估計,對史達林主義時期犧牲者的估計從800萬到6100萬不等。[57][58][59]一些學者當中,史達林傳記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里、前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耶魯「共產主義記錄」系列的導演Jonathan Brent提出約有2000萬人的死亡。[60][61][62][63][64][65][66]羅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書《大恐怖英語The Great Terror》最新一版(2007年)估計儘管準確的人數永遠無法確定,蘇聯共產主義領導人對至少1500萬人的死亡負有責任。[67]

根據史蒂芬·惠特克羅夫特英語Stephen Wheatcroft,史達林的統治可被指控造成上百萬人的「故意死亡」,即使由政權的「玩忽職守」及「殘酷」造成的死亡數字明顯更高,甚至超過希特勒。[4]惠特克羅夫特排除了所有死於饑荒的人是「有意的死亡」,並聲稱那些確實符合的較接近於「處死」而不是「謀殺」的分類。[4]然而,史達林時期的一些行動,除了間接促進烏克蘭大饑荒之外,還有去富農化及針對少數民族的目標行動英語Polish operation of the NKVD,可被視為種族滅絕, [68] [69]至少是在寬鬆定義上。[70]

種族清洗學者亞當·瓊斯英語Adam Jones (Canadian scholar)聲稱「人類經歷的記錄中很少有暴行可與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政權後,到1953年史達林去世,蘇聯轉向較為約束且很大程度上不是那麼殘忍的國內政策之間引發的暴行相比。」他指出紅色高棉(相對而言)及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絕對而言)是其中的例外。[71]

紅色恐怖[編輯]

俄國內戰期間,雙方都作出過恐怖活動(紅色白色恐怖英語White Terror (Russia))。紅色恐怖通過政治警察契卡將數以萬計的「階級敵人就地正法[72][侵犯著作權?][冊數/期數請求][73][74][75]當中許多犧牲者是被圍捕的「資產階級人質」後被其就地正法以報復任何所謂的反革命挑釁。[76]許多人在鎮壓反抗中處死,像是喀琅施塔得起義坦波夫起義唐納德·雷菲爾德英語Donald Rayfield教授聲稱「僅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之後的鎮壓就有數以萬計的人被處決。」[77]不少東正教牧師也被殺死。[78][79]

尼古拉斯·魏斯英語Nicolas Werth指,去哥薩克化政策其實是蘇聯領導人對「排除、消滅並驅逐整個地區的人口」的嘗試。[80]在1919年的前幾個月,10,000到12,000名哥薩克被處死[81][82],而且更多的人被驅逐,在他們的村莊被夷為平地後。[83]

大清洗(葉若夫時期)[編輯]

史達林試圖鞏固自己作為蘇聯領導人的地位,導致對各類人拘留和執行死刑的數字劇增,1937–38年達到高潮(這段時期有時被稱作葉若夫時期),並且一直持續到1953年史達林逝世。其中有約700,000人從腦後槍決,[84]其他人在「調查拘禁」的拷打中[85]以及在古拉格中因為飢餓、疾病、暴露和過度勞累死去。[86]

逮捕行動通常根據反革命法實施,其中包括未報告叛逆行為,以及1937年修正案中未履行指定職責的行為。內務人民委員會國家安全部(GUGB NKVD)在1936年10月到1938年11月的調查行動中至少有1,710,000人被捕,並有724,000萬人被處決。[87]

1943年6月的烏克蘭文尼察,1937–38年間的萬人坑英語Mass graves in the Soviet Union被揭開,並有上百具屍體被挖出以讓家屬辨認。[88]

至於對神職人員的迫害,麥可·埃爾曼英語Michael Ellman稱「……1937–38年亦曾打擊俄國正教會及其他宗教的神父(Binner & Junge 2004)或許同樣也能當作是滅絕」。[70]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引用教會的文件估計超過100,000名牧師、修士和修女在此期間被處死。[89]

前「富農」和他們的家庭構成了死難者的大多數,有669,929人被捕,並有376,202人被處死。[90]

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國內行動[編輯]

1930年代,內務人民委員會在國內掀起了一系列的行動,針對一些有反革命活動嫌疑的「國家特遣隊」。[70]總共有350,000人被捕,並有247,157人被處死。[91]其中波蘭人行動英語Polish operation of the NKVD針對已不存在的波蘭軍事組織,其逮捕和處死的人數似乎是最高的,有140,000人被捕,並有111,000人被處死。[70]即使這些行動按照聯合國公約可以定為種族滅絕,[70]或按蒙蒂菲奧里定為「小規模種族滅絕」,[91]對這些事件還是沒有權威的法律裁定。[70]

蒙古的大清洗[編輯]

1937年夏秋兩季,約瑟夫·史達林安排NKVD特工去蒙古人民共和國並協助霍爾洛·喬巴山策劃了蒙古大清洗[92]其中有22,000[93]到35,000[94]人被處死。大約18,000名犧牲者是喇嘛[93]

蘇聯在二戰期間的屠殺[編輯]

File:Victims of Soviet NKVD in Lvov ,June 1941.jpg
1941年6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利沃夫的犧牲者

1939年9月,隨著蘇聯入侵波蘭,內務人民委員會特遣部隊開始在占領區清除「蘇聯的敵對分子」。[95]內務人民委員會有組織地實施拷打,常常造成死亡。[96][97]

最臭名昭著的屠殺發生在1940年春,當時內務人民委員會在卡廷大屠殺中處死了21,857名波蘭軍事組織成員和思想領袖。[98][99][100]根據波蘭國家回憶研究所資料,150,000名波蘭公民死於蘇聯在戰爭期間的鎮壓。[101][102]

主教座堂山愛沙尼亞政府大樓牆上的紀念牌,紀念共產主義恐怖政策中死去的政府官員

處決行動也發生在佔領波羅的海國家的行動後,[103]而且在巴巴羅薩行動的初期,內務人民委員會和紅軍部隊在從軸心國的進攻中撤出之前屠殺了上萬名囚犯和政治對手英語NKVD massacres of prisoners[104]

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輯]

國共兩黨間長期流血的內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在中國建立政權。鑑於蘇聯的經驗,毛澤東認為如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社會,暴力是必須的,並且要大規模地策劃和使用暴力。[105][106]歷史學界的共識是:在毛澤東奪取政權以後,其政策和政治迫害造成至少五億人直接或間接死亡。[107][108]

土改和鎮反運動[編輯]

土改時期農民正在對地主進行批鬥。

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是在毛澤東時期第一次發生的大規模屠殺。根據1948年官方發布的資料,毛澤東構想「十分之一的農民」(大約五千萬)「會被打倒」以促進土改。[106]實際土改中被殺的人數據稱會更低,但至少有一百萬。[105][109]

鎮反運動的目標主要是前中國國民黨官員和被懷疑不忠的知識分子。[110]至少712,000人被處決,1,290,000人被投進勞改營,並有1,200,000人「處以長期的思想改造」。[111]

大躍進[編輯]

班傑明·瓦倫蒂諾英語Benjamin Valentino稱大躍進是中國大饑荒的原因之一,而且饑荒的始作俑者被轉移到政權的敵人身上。[112]那些在先前的政治運動中被打成「黑五類」(宗教領袖、右派、富農等)的人死亡人數最多,由於他們在食物配給中獲得了最低的次序。[112]歷史學家馮客在著作《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寫道「脅迫、恐嚇、系統性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基礎」,而且「促動了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場最致命的大屠殺。」[113]他對中國省級和地方級檔案的研究指出死亡人數至少有四千五百萬,而且「很多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餓死並死去非常清楚」。[114]在1959年上海的秘密會議上,毛澤東下命令從農村撥走全部糧食的三分之一。他說:「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114]馮客估計這一時期至少二百五十萬人被草率地殺死或被折磨致死。[115]很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出現吃人肉的現象。[116]

文化大革命[編輯]

漢學家馬若德沈邁克估計僅中國農村地區死於文革暴力的人數在七十五萬到一百五十萬之間。[117]毛澤東的紅衛兵被授予自由行使侮辱和殺死革命敵人的權力。[118]例如,1966年8月,北京西部就有100多名教師被他們的學生批鬥致死。[119]1967年夏,湖南道縣的三十六個人民公社在兩個月內,掌權的中共武裝人員與貧農殺害了四千五百名富農、地主及其子女親屬,許多被批鬥對象全家滅族,連古稀老人與滿月嬰孩也不放過。[120]廣西不但把「專政對象」殺死,並把他們吃掉。[121]

六四事件[編輯]

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鄧小平下令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人士行使武力,即清場行動。由於中國官方拒絕提供更多事件資料,導致數據模糊且出現多種版本,單是死亡人數的估計便從百餘人至上萬人都有。

柬埔寨(民主柬埔寨)[編輯]

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犧牲者的頭顱

研究種族滅絕的學者海倫·費因強調,即使柬埔寨領導人宣稱堅持農業共產主義教條的外國版,紅色高棉政權排外的意識形態反映出了更多國家社會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的現象。[122]戈德哈根解釋稱紅色高棉之所以排外是因為他們相信高棉人是「能夠建立真正共產主義的人」。[123]社會學家馬丁·肖英語Martin Shaw (sociologist)描述柬埔寨的種族滅絕是「冷戰時期最純粹的種族滅絕」。[124]

殺戮戰場柬埔寨在紅色高棉統治下大片埋葬大量被殺的人的地方,在1975到1979年的這段統治期間,緊接著越南戰爭結束後。至少200,000人被紅色高棉處死,[125]至於對紅色高棉的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數的估計,包括疾病和飢餓,占據約700萬人口中的140萬到220萬的範圍。[126]

民主柬埔寨(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因為戰爭和混亂的經濟活動造成的後果經歷了嚴重的困難。根據麥可·維克里英語Michael Vickery,在人口7百萬的柬埔寨有740,800人因為飢餓、過度勞累和政治迫害而死。[127]其他估計提出人數大約170萬並被耶魯大學的「柬埔寨種族滅絕研究計畫」描述成「上個世紀人類最嚴重的慘劇」。[128]

柬埔寨檔案中心研究員克雷格·艾奇生(Craig Etcheson)提出死亡人數在200萬到250萬之間,「最接近」的估計有220萬。經過5年對20,000多座墓地的研究,他總結「這些大規模墓地埋葬了1,112,829名犧牲者」。[127]

史蒂芬·羅斯菲爾德聲稱民主柬埔寨按人均計算是所有共產主義政權中最極端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切實可行的生產力核心」並且「未能對大規模殺戮設定界限」。[129]

1997年柬埔寨政府要求聯合國協助開設屠殺審判庭[130][131][132]在2007年7月18日的起訴,向調查法官提出了5名嫌疑人的名字。[130]2007年9月19日,紅色高棉二號人物及其倖存的最高級成員農謝被判戰爭罪危害人類罪但沒有判種族滅絕罪,他會在種族清洗的特別裁決中面對柬埔寨和外國法官。[133]

柬埔寨瓊邑克,有嬰兒曾被砸死在殺戮之樹英語Chankiri Tree上。[134]

其他[編輯]

大規模屠殺同樣發生在越南[135]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36]羅馬尼亞[137]據推測保加利亞東德也發生過大規模屠殺(規模較小),即使檔案的缺失阻止了明確的判斷這些事件的規模及行兇者的動機。[138]

根據班傑明·瓦倫蒂諾英語Benjamin Valentino,多數自稱共產主義的政權沒有犯下大規模屠殺的罪行。[2]然而,一些大規模屠殺或許還是發生在一些東歐國家,即使沒有足夠的檔案來對規模、意圖和事件起因做出明確的判斷。[139]

保加利亞[編輯]

根據班傑明·瓦倫蒂諾,可取得的證據顯示50,000到100,000之間的人可能從1944年開始的部分農業集體化和政治迫害中死在保加利亞,即使檔案不足以做出明確的判斷。[138]Dinyu Sharlanov在他的書《保加利亞共產主義史》中說大約31,000人在1944到1989年的統治中被殺。[140][141]

東德[編輯]

根據瓦倫蒂諾,80,000到100,000之間的人可能在1945年開始的一部分蘇聯的政治迫害中死在了東德。[138]

羅馬尼亞[編輯]

根據瓦倫蒂諾,60,000到300,000之間的人可能在1945年開始的部分農業集體化和政治迫害中死在了羅馬尼亞。[138]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編輯]

根據魯道夫·拉梅爾,從1948到1987年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強制勞動、處決和集中營造成超過一百萬人死亡;[142]其他人估計有400,000人是死於集中營。[143]李古樂英語Pierre Rigoulot估計100,000人被處死,150萬死於集中營和強制勞動,500,000死於饑荒,130萬死於韓戰。[144]基於最近的北韓人口普查的估計表明240,000到420,000人的死亡是由於1990年代的饑荒造成的,而且1993到2008年北韓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145]有指造成多達一百萬人死亡的饑荒,被認為是北韓政府的經濟政策所導致,[146]而且被視為有意的「恐怖飢餓」。[147]2009年,史蒂芬·羅斯菲爾德稱紅色大屠殺「仍然存在於北韓」作為金正日「拒絕放棄大規模屠殺」的結果。[148]

越南民主共和國[編輯]

在1950年代初,胡志明政府發起土地改革英語Land reform in Vietnam運動,按照史蒂芬·羅斯菲爾德,是「以消滅階級敵人為目標」。[149]犧牲者被以任意方式處置,伴隨著4-5%的定額。[150]刑訊逼供在當時被廣泛使用。[150]據估計50,000[150]到172,000[149]人死在反對富農和地主的運動中。羅斯菲爾德指出存在更高的人數估計,在200,000到900,000的範圍內,其中包括被處死的越南國民黨員。[149]

衣索比亞人民民主共和國[編輯]

國際特赦組織估計共有50萬人在1977到1978年的紅色恐怖中被殺。[151][152][153]紅色恐怖中成群的人被趕進教堂並被燒死,而且女性被士兵有系統強姦。[154]拯救兒童基金會英語Save the Children Fund報告紅色恐怖的犧牲者不僅包括成年人,還有1,000多名兒童,多數年齡在11到13歲之間,屍體被扔在阿迪斯阿貝巴的街道上。[151]據稱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自己親手殺死了政治對手。[155]

匈牙利[編輯]

在1919年短命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期間庫恩·貝拉利用「列寧少年隊」(Lenin Boys)犯下罪行打擊政治對手。二戰後,國家保安局維持著集中營並犯下了大規模種族滅絕。

爭論[編輯]

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編輯]

即使經常被視為共產主義的種族屠殺的事例,阿富汗民主共和國代表了邊緣性案例,根據Frank Wayman和Atsushi Tago。[12]蘇聯入侵之前,阿富汗人民民主黨處決了10,000到27,000之間的人,多數在Pul-e-Charkhi監獄[156][157][158]1979年入侵後,蘇聯組建了巴布拉克·卡爾邁勒的傀儡政府,但不是明顯穩定的共產主義政權並處於戰爭狀態。1987年,全國大約80%的地區已持續被親共政府控制(並支持蘇軍)和軍隊以外的勢力占領。為了打破平衡,蘇聯用了「焦土政策」和「遷徙滅絕」的策略:通過在叛亂省有組織的燒毀莊稼並破壞村莊,以及通過對涉嫌藏匿或支持叛亂者的整個村莊的報復性轟炸,蘇聯試圖強迫當地人口遷移至蘇聯控制的地區,由此奪去他們對反對派武裝的支持。[159]在蘇聯1988年撤軍的時候,100到150萬人被殺,多數為阿富汗公民,而且三分之一阿富汗人口流離失所。[160]M. Hassan Kakar指出「阿富汗人是最後一個超級大國造成的種族滅絕的犧牲者」。[161]已挖出的被處死的犯人的萬人坑追溯到蘇聯時期。[162]

1932年蘇聯饑荒[編輯]

在蘇聯,農業政策的強制改革(農業集體化)與乾旱導致了蘇聯1932–1933年的饑荒。[163][164][165][166]饑荒最嚴重的是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那裡常常稱作Holodomor。很大一部分饑民(300–350萬)是烏克蘭人,同時蘇聯犧牲者總數估計在600–800萬。[167][168][查證請求][169]

一些研究者指出造成饑荒的史達林主義政策或許被設計作為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英語Ukrainian nationalism抬頭的抨擊,[170]而且由此可能屬於種族滅絕的法律定義(參見烏克蘭大饑荒的種族滅絕問題英語Holodomor genocide question)。[163][164][171][172][173]經濟學家麥可·埃爾曼英語Michael Ellman指出蘇聯從1930–34年的行動構成了「一系列的反人類罪行」。[70]班傑明·瓦倫蒂諾提出「有強力的證據表明蘇聯當局以飢餓為武器摧毀農民對農業集體化的抵抗」而且「這些政策相關的死亡滿足大屠殺的標準」。[174]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提摩希·D·史奈德指出在1933年「約瑟夫·史達林故意在烏克蘭製造飢餓」,通過「無情的征糧運動開啟了歐洲時代的大規模殺戮」。[175]

尤先科領導下的烏克蘭(2004–2010)試圖讓世界承認這場饑荒為種族滅絕,[176]這一行動受到了一些外國政府支持。[177]俄羅斯政府強烈反對這一觀點,指責尤先科把悲劇政治化,赤裸裸的宣傳,而且偽造檔案。[178]2010年,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推翻了尤先科對烏克蘭大饑荒的政策,並且俄烏兩國都認為烏克蘭大饑荒是兩國共同的悲劇,由「史達林的極權統治」引起,而不是蓄意的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行動。[179]歐洲理事會議會大會在決議草案中宣稱「蘇聯殘酷且刻意的行動及政策」造成了饑荒並要為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摩爾多瓦和俄羅斯「數百萬無辜的人」的死亡負責。相對於其人口,哈薩克斯坦據信受到了最嚴重的影響。[179][180]就哈薩克人的情況,麥可·埃爾曼稱「看起來是超出聯合國公約適用範圍的『忽略的種族滅絕』示例(Schabas 2000, pp. 226 – 228)」。[70]

對少數民族的大規模驅逐[編輯]

約瑟夫·史達林統治期間的蘇聯政府實施了深刻影響蘇聯民族版圖的一系列大規模的驅逐行動。驅逐行動發生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成千上萬的人死在路上。[181]一些專家估計驅逐行動中的死亡人數在一些情況下為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死亡的程度。[182][183]關於克里米亞韃靼人的災難,史丹福大學的阿米爾·韋納(Amir Weiner)寫道該政策可以定為「種族清洗」。萊曼·霍華德·萊格特斯(Lyman H Legters)在《Century of Genocide》一書中寫道「我們不能嚴格地說種族滅絕,只有在其過程中存在種族滅絕的可能性。」[184]

西藏問題[編輯]

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中國共產黨對西藏人實行了文化滅絕讓-路易·馬戈林英語Jean-Louis Margolin稱殺戮在西藏成比例地大過中國本土,而且「因為涉及的數量可以合理地講作種族滅絕」。[185]根據達賴喇嘛藏人行政中央,「藏人不僅被槍決,而且被毆打致死、折磨、活活燒死、淹死、肢解、餓死、勒死、吊死、活活煮死、活埋、分屍及斬首」。[185]藏學家和人類學梅爾文·戈爾茨坦則維護中共,說西藏流亡政府「經常誇張失實地指控中國種族屠殺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況」。[186],親共學者王力雄佛光大學教授謝劍,謂達賴喇嘛對藏人受迫害之說有許多「誇張與離譜之處」,且達賴在1990年向外界宣傳「藏人正在走向滅絕」和西方媒體用誅族(種族屠殺)這類用詞「指責」中共「畢竟是誇大了」[187]

專注種族滅絕研究的加拿大學者亞當·瓊斯英語Adam Jones (Canadian scholar),指出1959年藏區騷亂後,中國當局批鬥反對派,在這期間「……共產黨幹部譴責、折磨並經常處決階級敵人」。這段時間造成600萬人口中的92,000人的死亡。這些死亡,瓊斯強調,或許看起來不僅是種族滅絕也是「精英滅絕」——「針對西藏人口中受良好教育及傾向於領導的分子」。[188]

國際法學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在第二份針對西藏的報告聲稱:「沒有充足證據證明藏人在種族、民族或族群上受到滅絕」[189]

將饑荒歸類為屠殺[編輯]

記者和作家舍馬斯·米爾恩英語Seumas Milne質疑源於饑荒的死亡是否應視為與國家的殺戮相等,因為從人口數據用於估計饑荒的死亡可能不可靠。他指出,如果是,那麼英國應該為19世紀的饑荒期間印度3000萬人的死亡負責,而且他抱怨道「沒有這樣綜合的對殖民地事蹟之聲討」。[190]

班傑明·瓦倫蒂諾寫道:「即使不是所有的因為饑荒而造成的死亡在這些情況下是有意的,共產主義領導人直接用饑荒的最嚴重影響對付他們懷疑的敵人並以飢餓為武器強迫數百萬人順從國家的指令。」[191]

丹尼爾·戈德哈根英語Daniel Goldhagen指出在一些情況下,源於饑荒的死亡不應該區別於大屠殺:「當政府沒有緩解饑荒,政治領導人決定對大規模死亡『並不說不』——也就是說,他們說了『是』」。他聲稱饑荒被蘇聯、德國、共產主義中國、英國肯亞、奈及利亞豪薩人反抗伊博族、紅色高棉、共產主義北韓、厄利垂亞衣索比亞族、辛巴威反擊反對派控制的地區,以及南蘇丹達爾富爾政治伊斯蘭主義者利用或者有意容忍。[192]

知名的行刑人[編輯]

瓦西里·布羅金少將,史達林在盧比揚卡監獄的首席行刑官,私下槍斃了上千名囚犯並被一些歷史學家視為歷史上處決最多的劊子手。[193][194]

對屠殺及否定屠殺的訴訟[編輯]

卡廷1943年發掘的屍體。國際紅十字會派代表拍攝。

衣索比亞前領導人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被定為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危害人類罪,衣索比亞法院以其在紅色恐怖中的角色,並且作為被起訴這些罪名的紅色高棉最高級別的現存者,對他判處死刑。[133][195][196][197][198]然而,沒有共產主義國家或政府部門被判為種族滅絕罪。衣索比亞法律跟聯合國及其他的定義有別,它定義種族滅絕罪是企圖清除政治群體,而不光是族裔群體。從這種意義上說它接近於政治滅絕罪的區分。[199]

根據捷克共和國法律,公開否認、質疑、贊成或者企圖辯護納粹和共產主義種族滅絕或者納粹和共產主義其他罪行的人會被處以6個月到3年徒刑。[200]2005年3月,波蘭下議院一致要求俄羅斯把史達林手下內務人民委員會處死21,000名波蘭軍事組織成員及思想領袖的卡廷大屠殺定為種族滅絕罪。[201]俄羅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亞歷山大·薩文科夫回應道:「種族滅絕的版本已經檢視過,而且我的堅定信念是絕對沒有基礎去從法律條款談論這件事。」[202]2010年3月,紀念碑組織英語Memorial (society)呼籲俄羅斯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公開譴責大屠殺是反人類罪行。[203]2010年11月26日,俄羅斯國家杜馬發布公告稱檔案材料「不僅揭開了他可怕的悲劇的規模,而且提供了證據說明在卡廷犯下的罪行是直接來自史達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的命令。」[204]

2007年8月,愛沙尼亞紅軍老兵阿諾德·梅里英語Arnold Meri和愛沙尼亞前總統的堂兄倫納德·梅里英語Lennart Meri面臨愛沙尼亞當局的的種族滅絕指控,他們被指1949年在希烏馬島參與了對愛沙尼亞人的驅逐英語Soviet deportations from Estonia[205][206]審判因為梅里2009年3月27日逝世而中斷,他死時89歲。梅里否認這一指控,認為那是有政治動機的誹謗:「我不認為我自己犯有種族滅絕罪」,他說。[207]

2010年7月26日,超過14,000人受到折磨並被謀殺(多數在附近的瓊邑克)的民主柬埔寨S-21集中營的監獄長康克由(又稱杜赫同志)被判為危害人類罪並判處35年監禁。他的刑期減少到19年是因為他已經入獄11年。[208]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Courtois (1999) "Introduction" p. X: USSR: 20 million deaths; China: 65 million deaths; Vietnam: 1 million deaths; North Korea: 2 million deaths; Cambodia: 2 million deaths; Eastern Europe: 1 million deaths; Latin America: 150,000 deaths; Africa: 1.7 million deaths; Afghanistan: 1.5 million death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Communist parties not in power: about 10,000 deaths.
  2. 2.0 2.1 2.2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 91.
  3.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 9: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No generally accepted terminology exists to describe the intentional killing of large numbers of noncombatants."
  4. 4.0 4.1 4.2 4.3 Stephen Wheatcroft. The Scale and Nature of German and Soviet Repression and Mass Killings, 1930–45.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8 (Dec. 1996), pp. 1319–1353
  5. Jones (2010) Genocide p. 137.
  6. Beth van Schaack. The Crime of Political Genocide: Repairing the Genocide Convention's Blind Spot.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06, No. 7 (May 1997), pp. 2259–2291
  7. Harff, Barbara. Toward Empirical Theory of Genocides and Politicides: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ases since 1945 32: 359–371. 1988.  Authors list列表中的|first2=缺少|last2= (幫助)
  8. Midlarsky (2005) Killing trap p. 310: "Indeed, an arc of Communist politicide can be traced from the western por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to China and on to Cambodia."
  9. Midlarsky (2005) Killing trap p.321.
  10. Totten, Samuel. Dictionary of Genocide: A-L. Greenwood. 2008: 106. ISBN 978-0-313-34642-2. 
  11. Fein, Helen. Soviet and Communist genocides and 'Democide'. Genocid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ontextu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I: Ideological Genocides;. Sage Publications. 1993: 75. ISBN 978-0-8039-8829-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6). 
  12. 12.0 12.1 Wayman, FW; Tago, A. Explaining the onset of mass killing, 1949–87.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Online. 2009: 1–17. 
  13. Semelin (2009) Purify and Destroy p. 344.
  14. Semelin (2009) Purify and Destroy p. 318.
  15. Mann (2005) Dark Side of Democracy p. 17.
  16. Benjamin Valentino, Paul Huth, Dylan Bach-Lindsay, (2004), "Draining the Sea: mass killing and guerrilla warfa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2 (375–407): p. 387.
  17.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 91
  18. Congress (US), (1993), Friendship Act (HR3000)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p. 15, s. 905a1.
  19. Rauch, Jonathan. The Forgotten Millions: Communism is the deadliest fantasy in human history (but does anyone care?). The Atlantic Monthly. December 2003 [April 24, 2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2). 
  20.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n.d.), "History of Communis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onlin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A Moral Blind Spot".
  21. Rosefielde (2009) Red Holocaust
  22. Möller, Horst. Der rote Holocaust und die Deutschen. Die Debatte um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 [The red Holocaust and the Germans. The debates o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Piper Verlag. 1999. ISBN 978-3-492-04119-5. 
  23. Harff, Barbara. Death by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MIT Press Journals). Summer 1996. 
  24. Karlsson, Klas-Göran; Schoenhals, Michael.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under communist regimes – Research review (PDF). Forum for Living History. 2008: 111 [2014-10-11]. ISBN 978-91-977487-2-8.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0-08-24). 
  25. Totten, Samuel; Steven L. Jacobs. Pioneers of genocide studie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168. ISBN 0-7658-0151-5. 
  26. 26.0 26.1 26.2 Rummel, RJ. The killing machine that is Marxism. WorldNetDaily. December 15, 2004 [May 19, 2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1-18). 
  27. Rosefielde (2009) Red Holocaust pp. 1, 7.
  28. Conquest (2007) Great Terror p. xxiii.
  29. Yakovlev (2002) Century of Violence p. 20.
  30. Ray, Barry. FSU professor's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sheds new light on three of the 20th century's bloodiest rulers.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2007 [2014-1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5-05). 
  31. Fitzpatrick, Sheila. The Russian Revolution.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8: 77. ISBN 0-19-923767-0. 
  32. Applebaum, Anne (foreword) and Hollander, Paul (introduction and editor). From the Gulag to the Killing Fields: Personal Accounts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in Communist States.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2006: xiv [2020-12-20]. ISBN 1-932236-78-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7). 
  33. Watson, George. The Lost Literature of Socialism. Lutterworth press. 1998: 77. ISBN 978-0-7188-2986-5. 
  34. Grant, Robert. Review: The Lost Literature of Socialism.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New Series). November 1999, 50 (200): 557–559. 
  35. Goldhagen (2009) Worse than War p. 206.
  36. Pipes (2001) Communism p. 147.
  37. Gray, John. Totalitarianism, civil society and reform. (編) Ellen Frankel Paul. Totalitarianism at the crossroads.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0: 116. ISBN 978-0-88738-850-7. 
  38. 38.0 38.1 Weitz, Eric D. A century of genocide: utopias of race and nation.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2003: 251–252. ISBN 978-0-691-00913-1. ISBN 0-691-00913-9. 
  39. Hicks, Stephen R. C. Explaining Postmodernism: Skepticism and Socialism from Rousseau to Foucault. Scholarly Publishing. 2009: 87–88. ISBN 1-59247-646-5. ISBN 1-59247-642-2. 
  40. Courtois (1999) "Introduction" p. x.
  41. Courtois, Stéphane. Conclusion: Why?. (編) Courtois, Stéphane; Kramer, Mark.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哈佛大學出版社. 1999: 727–758. ISBN 0-674-07608-7.  at p. 727.
  42. Courtois (1999) "Introduction" p. 4.
  43. Courtois (1999) "Introduction" p. 2.
  44.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p. 34–37.
  45.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p. 93–94.
  46. Mann (2005) Dark Side of Democracy p. 351.
  47. Semelin (2009) Purify and Destroy'' p. 331.
  48. Martin Malia "Foreword: Uses of Atrocity" in The Black Book pp. xvii–xviii.
  49. Hertzke, Allen D.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24. ISBN 978-0-7425-4732-2. 
  50. Thompson, John H.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from the Kievan State to the Present 6. New Haven, Connecticut: Westview Press. 2008: 254–255. ISBN 978-0-8133-4395-2. 
  51. Rappaport, Helen. Joseph Stalin: A Biographical Companion.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L-CLIO. 1999: 82–83. ISBN 978-1-57607-208-0. 
  52. Goldhagen (2009) Worse than War p. 54: "...in the past century communist regimes, led and inspired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have killed more people than any other regime type."
  53. 53.0 53.1 Rosefielde (2009) Red Holocaust pp. 225–226.
  54. Stephen G. Wheatcroft, "Victims of Stalinism and the Soviet Secret Police: The Compar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Archival Data. Not the Last Word", Sourc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 No. 2 (Mar. 1999), pp. 315–345, gives the following numbers: During 1921–53, the number of sentences was (political convictions): sentences, 4,060,306; death penalties, 799,473; camps and prisons, 2,634397; exile, 413,512; other, 215,942. In addition, during 1937–52 there were 14,269,753 non-political sentences, among them 34,228 death penalties, 2,066,637 sentences for 0–1 year, 4,362,973 for 2–5 years, 1,611,293 for 6–10 years, and 286,795 for more than 10 years. Other sentences were non-custodial.
  55. John Earl HaynesHarvey Klehr. In Denial: Historians, Communism, and Espionage. Encounter Books, 2003. ISBN 1-893554-72-4. pp. 14–27
  56. John Keep. Recent Writing on Stalin's Gulag: An Overview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1997
  57. Courtois, Stéphane; Kramer, Mark.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 Répression. 哈佛大學出版社. 1999: 4. ISBN 0-674-07608-7. 
  58. Nove, Alec. Victims of Stalinism: How Many?, in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 Arch Getty and Roberta T. Manning), 劍橋大學出版社, 1993. pp. 260-274. ISBN 0-521-44670-8.
  59. R. J. Rummel. Death by Governmen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10, 15, 25. ISBN 1-56000-927-6. 
  60. Montefiore (2005) Court of the Red Tsar p. 649: "Perhaps 20 million had been killed; 28 million deported, of whom 18 million had slaved in the Gulags."
  61. Dmitri Volkogonov. Autopsy for an Empire: The Seven Leaders Who Built the Soviet Regime. : 139: "Between 1929 and 1953 the state created by Lenin and set in motion by Stalin deprived 21.5 million Soviet citizens of their lives.". 
  62. Yakovlev (2002) Century of Violence p. 234: "My own many years and experience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victims of political terror allow me to assert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USSR who were killed for political motives or who died in prisons and camps during the entire period of Soviet power totaled 20 to 25 million. And unquestionably one must add those who died of famine—more than 5.5 million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more than 5 million during the 1930s."
  63. Gellately (2007)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p. 584: "More recent estimations of the Soviet-on-Soviet killing have been more 'modest' and range between ten and twenty million."
  64. Courtois (1999) "Introduction" p. 4: "U.S.S.R.: 20 million deaths."
  65. Jonathan Brent, Inside the Stalin Archives: Discovering the New Russia. Atlas & Co., 2008 (ISBN 0-9777433-3-0) Introduction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PDF file): "Estimations on the number of Stalin's victims over his twenty-five year reign, from 1928 to 1953, vary widely, but 20 million is now considered the minimum."
  66. Rosefielde (2009) Red Holocaust p. 17: "We now know as well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re were more than 13 million Red Holocaust victims 1929–53, and this figure could rise above 20 million."
  67. Conquest (2007) Great Terror p. xvi: "Exact numbers may never be known with complete certainty, but the total of deaths caused by the whole range of Soviet regime's terrors can hardly be lower than some fifteen million."
  68. Naimark, Norman M. Stalin's Genocides (Human Right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2010: 133–135. ISBN 0-691-14784-1. 
  69. Anne Applebaum. The Worst of the Madnes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11, 2010.
  70.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Michael Ellma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Stalin and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33 Revisite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urope-Asia Studies, Routledge. Vol. 59, No. 4, June 2007, 663–693. PDF file
  71. Jones (2010) Genocide p. 124.
  72. Sergei Petrovich Melgunov, The Red Terror in Russia, Hyperion Pr (1975), ISBN 0-88355-187-X.[頁碼請求];
    See also: S. Melgunoff (1927) "The Record of the Red Terro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Current History unknown volume and edition (pp. 198–205) at unknown page.[侵犯著作權?][冊數/期數請求]
  73. Lincoln, W. Bruce, Red Victor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 (1999) Da Capo Press.pp. 383–385 ISBN 0-306-80909-5.
  74. Leggett, George.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87: 197–198. ISBN 0-19-822862-7. 
  75. Figes (1997) A People's Tragedy p. 647.
  76. Figes (1997) A People's Tragedy p. 643.
  77. 唐納德·雷菲爾德英語Donald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The Tyrant and Those Who Killed for Him. Random House, 2004. ISBN 0-375-50632-2. p. 85
  78. Yakovlev (2002) Century of Violence p. 156.
  79.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Vintage Books, 1994 ISBN 0-679-76184-5. pg 356
  80. Nicolas Werth "A State against its People: violence, repression, and terror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Black Book p. 98.
  81. Peter Holquist. "Conduct merciless mass terror": decossackization on the Don, 1919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82. Figes (1997) A People's Tragedy p. 660.[查證請求]
  83. Gellately (2007)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pp. 70–71.
  84. Barry McLoughlin (2002) "Mass Operations of the NKVD, 1937–1938: a survey." in Stalin's Terror: High Politics and Mass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eds. Barry McLoughlin, Kevin McDermott [?]: Palgrave Macmillan, p. 141. ISBN 1-4039-0119-8.
  85. Gellately (2007)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p. 256.
  86. Ellman, Michael.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Europea-Asia Studies. 2002, 34 (7): 1151–1172. The best estimate that can currently be made of the number of repression deaths in 1937–38 is the range 950,000–1.2 million, i.e., about a million. This estimate should be used by historians, teachers, and journalists concerned with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n—and world—history 
  87. N.G. Okhotin, A.B. Roginsky "Great Terror": Brief Chronolog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emorial, 2007
  88. Courtois (1999) The Black Book photographic insert following p. 202.
  89. Yakovlev (2002) Century of Violence p. 165;
    See also: Pipes (2001) Communism p. 66.
  90.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ISBN 0-08050-7461-9, page 240
  91. 91.0 91.1 Montefiore (2005) Court of the Red Tsar p. 229.
  92. Hiroaki Kuromiya, The Voices of the Dead: Stalin's Great Terror in the 1930s. 耶魯大學出版社, December 24, 2007. ISBN 0-300-12389-2. p. 2
  93. 93.0 93.1 Christopher Kaplonski, Thirty thousand bullets, in: Historical Injusti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ern Asia and Northern Europe, London 2002, pp. 155–168 (PDF). [2014-10-11].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1-05-11). 
  94. Twentieth Century Atlas – Death Tolls. [2014-1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22). 
  95. Interview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with Tomasz Strzembosz: Die verschwiegene Kollaboration Transodra, 23. Dezember 2001, p. 2 (德文)
  96. Jan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2002. ISBN 0-691-09603-1. pp. 181–182
  97. Paul, Allen. Katyn: Stalin's Massacre and the Seeds of Polish Resurrection.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ISBN 1-55750-670-1. p. 155
  98. Fischer, Benjamin B., "The Katyn Controversy: Stalin's Killing Fiel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Winter 1999–2000. Retrieved on December 10, 2005.
  99. Parrish (1996) Lesser Terror pp. 324, 325.
  100. Montefiore (2005) Court of the Red Tsar pp. 197–198, 332, 334.
  101. Polish experts lower nation's WWII death toll. AFP/Expatica. July 30, 2009 [November 4, 20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0-19). 
  102. Wojciech Materski and Tomasz Szarota. Polska 1939–1945. Straty osobowe i ofiary represji pod dwiema okupacjami.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PN) Warszawa 2009 ISBN 978-83-7629-067-6.
  103. Montefiore (2005) Court of the Red Tsar p. 334
  104. Gellately (2007)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p. 391.
  105. 105.0 105.1 Rummel, Rudolph J.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223. ISBN 978-1-4128-0670-1. 
  106. 106.0 106.1 Goldhagen (2009) Worse than War p. 344.
  107. Short (2001) Mao p. 631;
    張戎喬·哈利戴.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Jonathan Cape, London, 2005. ISBN 0-224-07126-2. p. 3
    魯道夫·拉梅爾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ISBN 0-88738-417-X. p. 205: In light of recent evidence, Rummel has increased Mao's democide toll to 77 mill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108. Fenby, Jonathan.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 Ecco, 2008. ISBN 0-06-166116-3. p. 351 "Mao’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xtinction of anywhere from 40 to 70 million lives brands him as a mass killer greater than Hitler or Stalin, his indifference to the suffering and the loss of humans breathtaking."
  109. Short (2001) Mao pp. 436–437.
  110. Steven W. Mosher.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Basic Books, 1992. ISBN 0-465-09813-4. pp 72, 73
  111. Yang Kuisong. Reconsidering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The China Quarterly, 193, March 2008, pp.102–121. PDF file.
  112. 112.0 112.1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 128.
  113. 馮客.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Walker & Company, 2010. pp. x, xi. ISBN 0-8027-7768-6.
  114. 114.0 114.1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Key Arguments. [2014-1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8-09). 
  115. Issac Stone Fish. Greeting Misery With Violenc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新聞周刊. September 26, 2010.
  116.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 Secret Famine, John Murray 1996.
  11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p. 262.
  118.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p. 125.
  119.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membering Mao's Victim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y Andreas Lorenz in Beijing, Der Spiegel Online. May 15, 2007
  120. 章成:河南道縣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2001年七月,八月,九月,十二月號連載。
  121. 鄭義:紅色記念碑,華視文化公司,1993。
  122. Helen Fein. Revolutionary and Antirevolutionary Genocides: A Comparison of State Murders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5 to 1979, and in Indonesia, 1965 to 1966.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No. 4 (Oct. 1993), pp. 796–823
  123. Goldhagen (2009) Worse than War p. 207.
  124. Martin Shaw英語Martin Shaw (sociologist).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Globality 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劍橋大學出版社. 2000年: 141. ISBN 978-0-521-59730-2. (英文)
  125. Chandler, David. The Killing Fields. At The Digital Archive Of Cambodian Holocaust Survivors. 存档副本. [2009-09-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2-20). 
  126. Peace Pledge Union Information – Talking about genocides – Cambodia 1975 – the genocid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127. 127.0 127.1 Sharp, Bruce. Counting Hell: The Death Toll of the Khmer Rouge Regime in Cambodia. April 1, 2005 [July 5, 20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08). 
  128. The CGP, 1994–2008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Cambodian Genocide Program, 耶魯大學
  129. Rosefielde (2009) Red Holocaust pp. 120–121.
  130. 130.0 130.1 Doyle, Kevin. Putting the Khmer Rouge on Trial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時代, July 26, 2007
  131. MacKinnon, Ian Crisis talks to save Khmer Rouge trial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衛報, March 7, 2007
  132. The Khmer Rouge Trial Task Forc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柬埔寨政府
  133. 133.0 133.1 Staff, Senior Khmer Rouge leader charge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BC September 19, 2007
  134. Khmer Rouge torturer describes killing babies by 'smashing them into tree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ail Online, June 9, 2009
  135. Berger, Arthur Asa. Television in societ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January 31, 1987: 262. ISBN 978-0-88738-109-6. 
  136. Jones (2010) Genocide pp. 215–216.
  137. Kimenyi, Alexandre. Anatomy of Genocide: State-sponsored Mass-killing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win Mellen Press. June 2001: 206. ISBN 978-0-7734-7600-4. 
  138. 138.0 138.1 138.2 138.3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Table 2 found at p. 75.
  139.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 75.
  140. Шарланов, Диню. История на комунизма в Булгария: Комунизирането на Булгариия. Сиела, 2009. ISBN 978-954-28-0543-4.
  141. Hanna Arendt Center in Sofia, with Dinyu Sharlanov and Venelin I. Ganev.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Bulgar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Country report. "Crimes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Conference. February 24–26, 2010, Prague.
  142. Rummel, R.J. (1997), Statistics Of North Korean Democide: Estimates, Calculations, And Source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Statistics of Democide, Transaction.
  143. Omestad, Thomas, "Gulag Nat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3, 2003.
  144.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pg. 564.
  145. Spoorenberg, Thomas and Schwekendiek, Daniel (2012). "Demographic Changes in North Korea: 1993–2008"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8(1), pp. 133-158.
  146. Stephan Haggard, Marcus Noland, and Amartya Sen (2009), Famine in North Korea,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p.209.
  147. Rosefielde, Stephen (2009), Red Holocaust, Routledge, p. 109.
  148. Rosefielde, Stephen (2009), Red Holocaust, Routledge, pp. 228, 243.
  149. 149.0 149.1 149.2 Rosefielde (2009) Red Holocaust p. 110.
  150. 150.0 150.1 150.2 Jean-Louis Margolin "Vietnam and Laos: the impasse of war communism" in The Black Book pp. 568–569.
  151. 151.0 151.1 The World Was Going Our Way: The KGB and the Battle for the Third World by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pg 457
  152. US admits helping Mengistu escap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BC, December 22, 1999
  153. Talk of the Devil: Encounters with Seven Dictators by Riccardo Orizio, pg 151
  154. Yves Santamaria "Afrocommunism: Ethiopia, Angola, and Mozambique" in The Black Book p. 692.
  155. Guilty of genocide: the leader who unleashed a 'Red Terror' on Afric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y Jonathan Clayton, The Times Online, December 13, 2006
  156.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 219.
  157. Kaplan, Robert D., Soldiers of God: With Islamic Warrior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New York, Vintage Departures, (2001), p.115
  158. Kabul's prison of death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BC, February 27, 2006
  159. Joseph Collins. Soviet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4,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87), pp. 198–210
  160.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p. 91–151.[與來源不符]
  161. M. Hassan Kakar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 © 1995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62. In pictures: Afghan mass grav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BC, July 5, 2007
  163. 163.0 163.1 Dr. David Marple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The great famine debate goes 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pressNews (University of Albert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dmonton Journal, November 30, 2005[失效連結]
  164. 164.0 164.1 Stanislav Kulchytsky, "Holodomor of 1932–1933 as genocide: the gaps in the proof", Den, February 17, 2007, in Russia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in Ukrainia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165. С. Уиткрофт (Stephen G. Wheatcroft), "О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х трагед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1—1933 гг."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On demographic evidence of the tragedy of the Soviet village in 1931–1933),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3. Конец 1930–1933 г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1, ISBN 5-8243-0225-1, с. 885, Приложение № 2
  166. 'Stalinism' was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 Kremlin papers, The News in Brief, 墨爾本大學, June 19, 1998, Vol 7 No 22
  167. Ukraine – The famine of 1932–33.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June 26, 20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5-18). 
  168. R.W. Davies and S.G. Wheatcroft, (2004)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Soviet Russia, volume 5.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 401.[查證請求] For a review, see Davies & Wheatcroft, 2004 (PDF). Warwick. [2014-10-11].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09-09-30). 
  169. Ellman, Michael. The Role of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of Intent i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1–1934 (PDF). Europe-Asia Studies (Routledge). September 2005, 57 (6): 823–41 [July 4, 2008]. doi:10.1080/0966813050019939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09-02-27). 
  170. Amstutz, Mark R. International ethics: concepts, theories, and cases in global politics 2nd. Rowman & Littlefield. January 28, 2005: 96. ISBN 978-0-7425-3583-1. 
  171. Peter Finn, Aftermath of a Soviet Fam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華盛頓郵報, April 27, 2008, "There are no exact figures on how many died. Modern historians place the number between 2.5 million and 3.5 million. Yushchenko and others have said at least 10 million were killed."
  172. Yaroslav Bilinsky. Was the Ukrainian Famine of 1932–1933 Genocid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99, 1 (2): 147–156 [2014-10-11]. doi:10.1080/1462352990841394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6-15). 
  173. Stanislav Kulchytsky, "Holodomor-33: Why and how?", Zerkalo Nedeli, November 25 – December 1, 2006, 俄文 Archive.is存檔,存檔日期2007-07-16, 烏克蘭文[永久失效連結].
  174.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 99.
  175. [提摩希·D·史奈德|Snyder, Timothy]].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Basic Books, 2010. ISBN 0-465-00239-0. p. vii
  176. Jan Maksymiuk, "Ukraine: Parliament Recognizes Soviet-Era Famine As Genocid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RFE/RL, November 29, 2006
  177. 19 (根據烏克蘭語BBC:「Латвія визнала Голодомор ґеноцидом」), 16 (根據俄語版Korrespondent:「После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х дебатов Сейм Латвии признал Голодомор геноцидом украинцев」), "more than 10" (根據烏克蘭語板Korrespondent:「Латвія визнала Голодомор 1932–33 рр. геноцидом українців」)
  178. 存档副本. [2014-1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7). 
  179. 179.0 179.1 Yanukovych reverses Ukraine's position on Holodomor fam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RIA Novosti, April 27, 2010
  180. PACE finds Stalin regime guilty of Holodomor, does not recognize it as genocid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RIA Novosti, April 28, 2010.
  181. Boobbyer, Phillip (2000), The Stalin Era, Routledge, ISBN 0-7679-0056-1, p. 130
  182. 一項基於拉夫連季·貝利亞給史達林的報告的估計中,478,479名被驅趕的印古什和車臣人中有150,000人(或31.3%)死在前四年的遷徙行動中。參見:Kleveman, Lutz. The New Great Game: Blood and Oil in Central Asia. Jackson, Ten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ISBN 0-87113-906-5. Another scholar puts the number of deaths at 22.7 percent: Extrapolating from NKVD records, 113,000 Ingush and Chechens died (3,000 before deportation, 10,000 during deportation, and 100,000 after resettlement)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the resettlement out of 496,460 total deportees. See: Naimark, Norman M.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ss.: 哈佛大學出版社, 2001. ISBN 0-674-00994-0. A third source says a quarter of the 650,000 deported Chechens, Ingush, Karachais and Kalmyks died within four years of resettlement. See: Mawdsley, Evan. The Stalin Years: The Soviet Union 1929–1953. Manchester, England: 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 2003. ISBN 0-7190-6377-9. However, estimates of the number of deportees sometimes varies widely. Two scholars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Chechen and Ingush deportees at 700,000, which would have the percentage estimates of deaths. See: Fischer, Ruth and Leggett, John C.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Party. Edison,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6. ISBN 0-87855-822-5.
  183. Conquest, Robert. The Nation Killer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ISBN 0-333-10575-3.
  184. Samuel Totten, William S. Parsons, Israel W. Charny. Century of Genocide: Eyewitness Accounts and Critical Views. Garland, 1997 ISBN 0-8153-2353-0. p. 120
  185. 185.0 185.1 Jean-Louis Margolin "China: a long march into night" in The Black Book pp. 545–546.
  18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82 meeting the exile leadership showed some goodwill by refraining from commenting on the meetings, but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ed to attack Chinese policies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Tibet, often going beyond what the actual situation warranted; for example, with charges of Chinese genocide." Goldstein, M.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72-73.
  187. 謝劍. 《近五十年來藏族人口的發展及其意義 (1950-2000)》 (PDF). 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 (蒙藏委員會): 35–64頁. [2015-07-05].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8-07-04). 
  188. Jones (2010) Genocide pp. 95–96.
  189. 「The COMMITTEE (國際法學委員會)did not find that there was sufficient proof of the destruction of Tibetans as a race, nation or ethnic group as such by methods that can be regarded as genocide in international law.」- ICJ Report on Tibet and China (excerpt) (1960)
  190. Milne, Seumas. The battle for history. 衛報 (London). September 12, 2002 [May 12, 2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2-05). 
  191. Valentino (2005) Final solutions p. 93–94.
  192. Goldhagen (2009) Worse than War pp. 29–30.
  193. Montefiore (2005) Court of the Red Tsar pp. 197–8, 334.
  194. Parrish (1996) Lesser Terror p. 324.
  195. BBC, "Mengistu found guilty of genocide," 12 December 2006. BBC News. December 12, 2006 [January 2, 2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7-08). 
  196. Backgrounders: Ethiopian Dictator Mengistu Haile Maria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197. Tsegaye Tadesse. Verdict due for Ethiopia's ex-dictator Mengistu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Reuters, 2006
  198. Court Sentences Mengistu to Death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BC, May 26, 2008.
  199. Barbara Harff, "Recognizing Genocides and Politicides", in Genocide Watch 27 (Helen Fein ed., 1992) pp.37,38
  200. Expanding Holocaust Denial and Legislation. [2014-1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1-04). 
  201. 波蘭政府聲明:Senate pays tribute to Katyn victims – 3/31/2005 Archive.is存檔,存檔日期2005-04-20
  202. Russia Says Katyn Executions Not Genocide. [2014-1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2-25). 
  203. Memorial calls on Medvedev to denounce Katyn a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2014-1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9-28). 
  204. Ellen Barry. Russia: Stalin Called Responsible for Katyn Killing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紐約時報, November 26, 2010.
  205. Entisen presidentin serkkua syytetään neuvostoajan kyydityksistä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Baltic Guide
  206. Estonian charged with Communist genocid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3, 2007
  207. Estonian war figure laid to rest. BBC News. April 2, 2009 [May 12, 2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4-04). 
  208. Sentence reduced for former Khmer Rouge prison chief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洛杉磯時報, July 27, 2010

來源[編輯]

拓展閱讀[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