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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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及毛泽东视角下的时间线 编辑

1953年12月初开始,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7年9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确定1957-1958年度(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6月30日)粮食征购847亿斤,粮食销售748亿斤(比上一个年度减销90亿斤)[1][2]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3],指出: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1956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1955年一百多亿斤。

各地迅速响应,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跃进运动,组织大炼钢铁、大兴水利。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到: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末,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4]

1958年 编辑

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5]:106-109全文),其中提到:

从1957年7月1日起,到1958年1月20日止,全国征购的粮食已经入库770亿斤,比上一个年度同期多收了36亿斤.....销售粮食374斤,比上一个年度同期少销了34亿斤(销售是主要是从1957年10月份起压低下来的)......要掌握748亿斤的销售计划不被突破,必须在今后五个月内比1958年同期少销56亿斤,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现在个别地方已经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的,也有些是并非真正假缺粮的,这应当引起各地严重注意。否则春耕开始以后,有些地方又可能出现一股闹粮的风潮,对于农业生产大跃进是极其不利的。

......有多次的事实证明,闹粮的人只有很少数是真正的缺粮户,多数是思想问题,或者在粮食消费方面有浪费现象。粮食问题是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焦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一放松,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会抬头,有些不缺粮的也会闹粮。

......河南省的粮食购销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河南省1957年灾情较重,粮食产量比1956年减少11亿斤,但是粮食征购任务没有减少,并且已经超额完成了......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周林参加了会议。根据1989年秋周林在为《茅台酒厂志》所作的序言中记述[6]

记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1958年春,全国发生大面积春荒[注 1]。中央办公厅将各地消息综合成《关于十六个省、区发生缺粮、断粮、闹粮的情况和各省、区党委提出的解决措施简报》。《简报》显示多个省份缺粮断粮严重,例如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安徽有130万人缺粮。少数地区上报发生饿死人现象,如甘肃徽县上报饿死近800人,广东省上报已知饿死7人[2]

《简报》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并举例称徽县并非没有粮食可用来救急。县委因为不相信下面缺粮,把2000万斤销售粮和存粮“全部扣在县上不下发,这些粮食可供应两个半月”[2]

4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上述《简报》至各省、部党委并作出批示[5]:387,批示指出:

目前全国粮食情况,包括灾区在内,基本上是好的,粮食也是有的,但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今年是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大跃进的一年,更须保证农民粮食的合理供应。现在距夏收还有一段时间,估计在这段时间内缺粮情况在某些地方还会有一定发展。

5月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5月24日,毛泽东将中央警卫团干部队[注 2]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交给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并批示交代谭震林找李宝森等三人问一下情况[9]:249-250。5月26日谭向毛泽东作书面报告说:

已遵示,找了警卫队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200斤,余粮100斤......[9]:250[2]

5月27日,毛泽东批示将上述材料即刻印发给正在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到会各同志[9]:249

6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 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丰产新纪录》[10],“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今年有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两千一百零五斤,它比去年湖北省房县双河农业社创造的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录一千五百四十斤多五百六十五斤。”这是大跃进运动放出的第一颗亩产卫星[11] 。随后各地陆续掀起了放小麦亩产卫星的高潮,虚报数字逐渐增大。

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 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 湖北幸福社十一亩亩产3215斤》[12]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钱学森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文章称: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13][14]

至1958年6月30日,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

7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报道《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第一曲凯歌 夏粮增产350亿斤 小麦总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15],报道开头为:

新华社30日讯 今年全国夏收粮食作物总产量初步统计比去年猛增三百五十多亿斤,达到九百五十亿斤上下。其中冬小麦增产二百二十多亿斤达到六百四十亿斤左右。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了仅次于苏联的产麦最多的国家。

7月23日,《人民日报》第6版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16],称:

......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

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我国小麦增产速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我们知道,人是生产力中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人口多是“不堪重负的压力”,我们要用更多的事实告诉他们,人口多,生产粮食更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7月27日,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肿病的报告》,全省有8个地区(州)、50个县肿病者共计14万多人,已死亡2.6万余人。经解剖尸体化验,结论是营养不良性水肿[17]

8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新华社消息《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 要大家考虑粮食大增产后的新问题[18],详细报道了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的经过:

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问张国忠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毛主席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又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19]

8月27日,《人民日报》第3版以《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20]为题,刊发一封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21][22][23]。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24]。《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注 3]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评价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基本上是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在人民公社内部,从生产资料所有、分配制度、交换关系乃至社员的生活资料都强调一个“公”字。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这些所谓不断增加“公有”成分的错误做法,完全违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原则。其结果不仅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

9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了解到这个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已实行了“吃饭不要钱”,说道:

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25]

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就大办公共食堂,全国推行“吃饭不要钱”,宣传“敞开肚皮吃饭”[26][27],不少地方两三个月便把人民公社的家当吃空了。这一时期几乎全国各地都出现生产队、社员的家具经常被无偿调用,社员的家禽家畜无偿归食堂饲养食用,社员的自留地被收回作食堂的基地,屋前屋后零星果木也被收回的情况[27]。甚至直接到农民家里搜查、抢夺粮食。10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社论《办好公共食堂》。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28]

11月18日,中共云南省委向毛泽东并中央作出检查报告,在今年春夏之间,云南曾发生严重死亡的情况。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死亡39721人,其中因肿病而死的占半数。经解剖尸体及临床治疗断定,这种病属于混合性营养不良型水肿,病因主要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2]

1959年 编辑

1959年1月10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681期报道[29]

河南1958年9-12月,许昌等4个专区统计,肿病15.2万人,死亡7,465人,病死率1.65%。四川资阳县1958年10月,肿病2,078人,死亡405人,江北县有 198个病人,死亡24人,8月,眉山等10县市肿病患者3,105人,死亡21人。云南省1958年2-10月,肿病53.4万,死亡4.5万,甘肃1957年12月即在天水专区发现浮肿病人,徽县1,113人因浮肿死亡,327人因干瘦死亡,山东1958年 4月5个县报告,11,155人肿病,死亡2人。湖南1958年1月到5月间,肿病患者达10万馀。

2月27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到: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30][31]

3月28日,国务院收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邮政局发出的两封加急电报[32]:“河南省商城县观庙团,因没有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了争夺模范成绩,社员断绝口粮个月余。社员饿死十多人,每天都有死亡。会有上百人饿死的可能。曾三次向信阳专署提出,接告置之不理。故坚决要求中央迅速派人调查处理,越快越好。如上述事实不符,我以党籍作保证。速复电。”“河南省商城县观庙团、汪桥团于个月内饿死百多名社员,大部分都是贫农。我多次向信阳专署刘专员提出控告,仍是置之不理。坚决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亲自处理,越快越好。否则,会有上千人饿死。如事实不符,我愿国法制裁。”[33]电报署名:河南省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塆连[注 4]共产党员许学富[注 5]。国务院秘书厅人民接待室将反映问题电话告知河南省人委,请他们查处。河南省人委回复说:“省里边对全省的粮食情况是知道的,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粮食问题,省里不了解,将立即告商城县查处。”[36]

3月31日,国务院第二次与河南省人委办公厅电话联系,对方称“管理区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所以有部分人(包括个别党员)还有意见。他们拟派人到该地进行了解处理。”[36]

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并总理(当时为周恩来)、副总理的报告。4月9日,中央救灾办上报关于十五省春荒的统计表。15省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4月17日,毛泽东看到以上两个报告,当即作出批语[37]:209[38]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注 6]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在〈用〉[注 7]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十一时

4月26日,毛泽东看到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年4月23日编印的 《救灾工作简报》第十七期,上面登载的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河南的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但还有少数食堂没有吃到省委规定的吃粮标准,灾区的地、县委,正在组织干部对社员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河北省由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春荒已停止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工作。山东省目前各地正在抓紧安排群众生活,大部分地区农民外流现象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的春荒仍在发展”[37]:226。毛泽东在此报告上写下指示:

此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对这个问题,务必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37]:226

4月29日,毛泽东“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37]:238,将初稿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并修改后,5月2日发出。修改后的给“省级、 地级、 县级、 社级、 队级、 小队级的同志们”的《党内通讯》(全文)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 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5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达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全文)的指示[37]:253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全文),“除了病号孕妇等特殊需要、大车用油、农业机械用油和侨汇地区可以适当供应以外,其他所有的农村供应一律暂时停止四个月;以便把缩减下来的食油用来坚决保证出口需要,适当保证城镇和工业、行业的必不可少的供应。”[39]:191

6月1日,中共辽宁省委给中央并毛泽东报告关于黑山县创造“苞米食用增量法”的经验。6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各省、市、区党委,批示“辽宁这个经验,可供你们研究和试行。并请你们研究,别的粮食是否也可以采用辽宁对包米那样的做法。在研究、试验和推广任何新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主义。”[37]:288

6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委直至生产队党支部[37]:308 下达《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全文[40]

7月5日,毛泽东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1959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下名为《粮食问题》的批语[37]:337,对当年度粮食购销计划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 我感觉不但一千另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 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 告诉农民, 恢复糠菜半年粮, 可不可以呢? 若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 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 以多吃 (主要猪吃, 部分人吃, 例如菜)。(四) 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 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 这样做, 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 人粮一斤,饲料半斤......[37]:336

7月14日,正值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3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下一年度粮食征购和销售的指标,计划总产量5000亿斤。征购1100亿斤。销售820亿斤,加上增拨国家生猪生产基地饲料20亿斤,即840亿斤。计划粮食出口由1958年的82亿斤,增加到100亿斤[2]

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通过会议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会后随即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超过300万名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受到批判[41][42][43]。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反右倾”的错误作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成因之一[注 8][44]

9月25日,钱学森在《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发表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文章涉及粮食产量部分大意为:在中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考虑到以下因素: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如果作物仅在暖季才生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计算出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前面计算的单位面积年产量是理想的极限值,“要接近这个指标,必须通过密植、套种等措施。使地面终年充满了足够的绿叶,充分利用太阳光能量。其他如水,肥,土种 ,保等一切条件都得配合得十分理想。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在目前的农业实践中,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额丰产。可是我们从一些高额丰产试验田的情况来看,要真的接近这样的丰产极限,必须先解决一个农业中的新问题:通风问题。要实现超高额丰产,必须推行高度密植,而高度密植却带来了通风的困难。如果二氧化碳,空气都不流通,植物也就不能充分利用太阳光。”[45]

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汇报《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全文),报告称:“反右倾、鼓干劲、增产节约的指示传达到农村以后,人心振奋,情绪高昂,邪气下降,正气上升。”“今年灾情特别重,是解放以来所未有的,在解放以前也是少见的。”“按照到九月二十日为止的各省汇报,粮食产量预计为五千四百二十五亿斤到五千六百零三亿斤,有些地方没有包括自留地的产量,一般地方没有包括田边地角和零散土地的产量,后来五千五百亿斤的计划是可以完成的。”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至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要求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46]。中共中央在批示结尾特别提到:

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还讲到: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47]:226

11月27日,粮食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速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粮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年同期多279亿斤。”粮食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拔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48][49]

1960年 编辑

1月26日,粮食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称,1959-1960年度的征购计划,不过半年时间,即到1959年12月25日,就已经完成了94%。加上1960年5至6月份将征购到的新夏粮,肯定会超额完成计划。1959年7月至12月仅销售了401亿斤粮食,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42亿斤。同样,粮食出口供应计划也顺利完成,而且超额[2]

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上报《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 报告说,贵州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上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的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50]:45-46[51]。2月26日,中共中央已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50]:45-46。3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指示: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50]:44-45

5月27日,以私人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的蒙哥马利,在上海[52]同毛泽东的对话:[53][54]

  • 蒙哥马利(以下简称蒙):我来到中国发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完全错误,他们以为中国人是受压抑的,很不愉快,饿着肚皮。事实上,大家都很愉快,满面笑容,看起来都吃得很饱。今天我访问了一个人民公社。社长才三十岁,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他的公社办得很好。
  • 主席:西方对我们的看法可以说是基本上错误的。我们的粮食还不够。按照平均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百公斤粮食。
  • 蒙:可是没有人饿着肚皮。
  • 主席:这四百公斤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和储备粮。当然比过去有很大的好转。比十年前好,比蒋介石统治时期好,就是比前几年也好。所以西方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
  • 蒙:可是大家还是有足够吃的。
  • 主席:相对来说是够的。
  • 蒙:孩子们看起来吃得很饱。
  • 主席:这是对的。
  • 蒙: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很健康。
  • 主席:他们是很高兴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了,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改善生活而努力。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55][56]

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粮食部党组报告,京、津、沪和辽宁的大工业城市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十天,上海大米已经没有库存,随调随销,天天告急,辽宁十个主要工业城市只够销八九天。中央要求各地立即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支援京、津、沪、辽和出口。”[57][56]

7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58]。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59]胡乔木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58]

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撕毁600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60]。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的错误作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成因之一[注 9][44]但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61]。根据苏联驻华使馆引用的数据,截至1960年7月1日,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61][62]。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在农业部、农垦部、农业机械制造部、轻工部、煤炭部、石油部、建设部、铁路运输部和通讯等部门,都只有1~7名苏联专家工作[61]

8月,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具体标准是[63]

1.四副二高:每户每天供应肉1斤,每户每月供应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2.正副部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4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3.正副局长: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应肉2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香烟2条。

10月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社论《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64],社论指出:

在农业战线上,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兴办了许多过去在农村中难以设想的生产建设事业。人民公社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对今年发生的很大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晋冀鲁豫一带,不少地方二百多天没有下雨。辽宁、吉林等地,受到了特大洪水的侵袭。沿海地区还受到多次强烈台风的袭击。大体看来,今年全国受灾面积达九亿亩之多,占我国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左右,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组织农民群众抗灾的结果,在九亿亩受灾面积中,成灾的面积只占三亿亩,在许多受灾较轻的地方仍然夺得了较好的收成,在受灾严重的地方也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为害的程度。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假如发生在解放以前,必然是赤地千里;假如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假如没有人民公社,造成的损失也会比现在严重得多。成立只有两年时间的新的社会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更加巩固起来了。

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50]:326。24日,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将其呈送与毛泽东。26日,毛泽东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50]:326

10月27日,毛泽东对胡乔木的信批语:“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11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胡乔木的这个建议。[50]:327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58]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等。

《指示信》强调“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

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全文),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

11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全文)。《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2月22日,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共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作出《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注 10]。报告称: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问题进一步地揭露,愈来愈清楚地证明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凡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揭发的问题比我们原来了解的严重很多,而且是越揭发越严重......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66]

12月31日,毛泽东批语:“发给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50]:407

“大跃进”以来,由于对农业增产速度的过高估计和对建设事业发展的过急要求,全国城镇人口出现大幅度膨胀。1960年底,全国城镇人口1.29亿,比1957年增加3124万[67]

1961年 编辑

1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批示肯定这份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65][68][注 11]

3月13日,毛泽东在南三区会议[注 12]上讲到食堂问题时说: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69][51][70]

3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个条文,故称“六十条”。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特别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65]

6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全文)。其中第五章第三十六条为:

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

生产队对于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当年争取至少减1000万人。1961年,共精简职工950万人,全国职工总数比1960年实际减少798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减少2600多万[67]

进口粮食 编辑

1950-1965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71](原单位为万吨[72],统一折算为亿斤)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口
合计 其中小麦
1950 24.52 1.34 -- -23.18
1951 39.42 -- -- -39.42
1952 30.58 0.002 -- -30.57
1953 36.52 0.29 0.27 -36.23
1954 34.22 0.60 0.54 -33.62
1955 44.67 3.64 0.43 -41.02
1956 53.02 2.98 0.45 -50.04
1957 41.85 3.34 1.00 -38.52
1958 57.67 4.47 2.97 -53.20
1959 83.15 0.04 -- -83.11
1960 54.41 1.33 0.77 -53.08
1961 27.10 116.19 77.63 +89.09
1962 20.62 98.46 70.71 +77.84
1963 29.80 119.04 111.75 +89.24
1964 36.42 131.40 107.37 +94.99
1965 48.33 128.10 121.45 +79.77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
“--”为资料不详或忽略不计[71][72]

受“左”的思想影响,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中共政府一直强调自力更生[73][74]。中共自建国以来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少量粮食进口主要是调剂品种,其中最主要的是填补少量小麦消费的缺口[72]

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向国家粮食部负责人谈了进口粮食的意见[73][75][76][注 13]。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送交分管粮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建议“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 更好。”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73]

1961年2月,第一船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运到天津新港[74]。一开始只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订购粮食,而不从美国进口[73][74]。之后当年又增加了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74]

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供应商。1961年8月,陈云向毛泽东提议从法国转口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运进了中国[73]

1961年8月22日,周恩来会见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米库金时询问苏联能不能卖给中国200万吨(40亿斤)粮食[79][80],苏方于1961年10月由弗罗尔·科兹洛夫在平壤通知邓小平,由于苏联的粮食也很困难,无力向中国出口粮食[注 14][74][80][81]

拒绝国外援助 编辑

根据伊万·阿尔希波夫(原苏联援华专家组总负责人,原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原名誉主席)回忆称,1960年其访华时,曾在与周恩来交谈时表示,如果中国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苏联是不会对中国的严重情况无动于衷的。周恩来表示表示感谢,说领导上将集体讨论上述主意。不久,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82]

1961年1月,国民政府动用空军往中国大陆大范围空投了6000个装有食物的包裹,最远空投到了北京[83][84]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它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74]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收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蒙古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这也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地援助过他们[74]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20亿斤)粮食和50万吨(10亿斤)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1961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方面以感谢的心情接受了苏联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方式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万吨糖的建议,糖将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85]

1961年,周恩来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议向苏联借20万吨(4亿斤)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苏联如数借给了中共政府[76]

粮食统计数据 编辑

粮食征购统计
1952-1965年历年粮食征购统计(单位:亿斤)[86]
粮食年度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征购 796.52 874.02 864.91 774.03 795.00 992.34 1144.11 856.25 683.90 649.85 735.83 796.76 817.31
数据来源:《建国三十年粮食统计提要》。粮食年度(当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86]
粮食收购量及占产量比重
1952-1965年历年粮食收购量及占产量比重(单位:万吨)[87][88]
年份 产量 收购量 其中:
净收购
收购量占产量(%)
收购量 净收购量
1952 16390 3327.0 2819.0 20.3% 17.2%
1953 16685 4746.0 3588.5 28.4% 21.5%
1954 16950 5181.0 3158.5 30.6% 18.5%
1955 18395 5074.5 3617.5 27.6% 19.7%
1956 19275 4544.0 2870.0 23.6% 14.9%
1957 19505 4804.0 3387.0 24.6% 17.4%
1958 20000 5876.0 4172.5 29.4% 20.9%
1959 17000 6740.5 4756.5 39.7% 28.0%
1960 14350 5105.0 3089.5 35.6% 21.5%
1961 14750 4047.0 2580.5 27.4% 17.5%
1962 16000 3814.5 2572.0 23.8% 16.1%
1963 17000 4396.5 2892.0 25.9% 17.0%
1964 18750 4742.5 3184.5 25.3% 17.0%
1965 19455 4868.5 3359.5 25.0% 17.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
注:本表按生产年度计算,从当年4月起到次年3月止。净收购量是从收购量中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88]
全国粮食库存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库存(单位:亿斤)[89][49]
月份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7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8 401.90 398.71 395.84 289.11 191.30
9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10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11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12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1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2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3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4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5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6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资料来源:《粮食计划司粮食计划提要》1962年8月25日

参考资料 编辑

注释
  1. 春荒:春天青黄不接时出现的饥荒。
  2. 即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一中队成员是从全国各地选调的,大多是少尉军衔(排长级干部),又称“干部中队”[7],负责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布岗放哨直接保卫毛泽东主席。干部中队另有一个任务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用谦虚谨慎态度,以探家的名义回乡做调查研究”[7][8]
  3.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组织编纂,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出版,百度百科权威锁定版本内容出处
  4. 官方文件称为“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管理区”。“越美”不是地名,取自“超越美国”之意。“观庙管理区”为当时商城县六区、七区(商城县1951年将原9个区划为12区,以数称谓[34],即现在的观庙镇。“林湾”即现在的林湾村,1959年时叫林塆大队。
  5. 信阳专员公署1959年5月31日送地委、商城县人委的报告显示,许学富3月5日和3月9日先后写信、打电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信阳专员公署并亲到信阳专员公署控诉。加急电报被县里扣押20天才发,县里对地委转去许学富的检举材料放到档案袋里40多天没有处理[35]
  6. 此条批语内的几处括号内文字,都是毛泽东自己所写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出版说明中写道“文稿中的错字、漏字,分别在〈 〉号和〔 〕内校正”。文稿编者认为此处“在”是错字,校正为“用”
  8. 《决议》称“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9. 《决议》称“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0.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1年》评价“这份报告,夸大敌情,混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65]
  11.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1年》评价“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65]
  12.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13. 另一方面,中共建国初期陈云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77],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作出了出口粮食的决策[78]
  14. 1961年初苏联提出援助想法时,中国大陆还没进口到多久粮食。10月时中国已经从多个国家进口到粮食。苏联国内这个时期也确实缺粮,见:吕新雨:赫鲁晓夫与勃涅日涅夫时代的农业问题赫鲁晓夫对苏联农业的第三次改革
参考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1958年2月16日
  2. 2.0 2.1 2.2 2.3 2.4 2.5 2.6 杨奎松:毛泽东是如何发现大饥荒的 ?. 爱思想.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1-20). 
  3.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人民日报》. 1957年11月13日第一版. 
  4. 《毛泽东文选》第七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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